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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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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整整待了三年半，除去年冬天丢了一个亲人是一件不可弥补的损失外，别的一切，感谢照例应该说感谢上苍或上帝，但现在都不知应该说谁好了，只好姑且从阙吧总算平平安安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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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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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昆明的时候，初次看见一种像水仙似的花，没有茎，没有叶，只有一朵朵的小花飘在水面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没有向谁问起过，只在我心里记忆着：小花，睡在水面上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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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做客，并不是一个人单身在外边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应酬——结婚，开丧，或是讲交情，都有得吃，而且吃得很多很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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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山洞，可并不是以前道家所说的神仙们住的“洞天”或“洞府”的洞，而是二十世纪的人，用斧钻硬生生向顽固的山石开凿出来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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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边的一家邻居，家里只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女孩子。起初我以为他们是祖孙，后来才晓得是翁媳；可是从来也没有看见他的儿子在那里，这个女孩据说是个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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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午夜人静，我被隔房一阵痛楚的呻吟惊醒！睁开眼时，一盏罩着绿绸的电灯，低低的垂到我床前，闪映着白漆的几椅和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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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生命是秋深了。如一片黄叶系在树梢。十年，五年，三年以后，明天或许就在今晚都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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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了，我展着书坐在窗前案旁。月儿把我的影映在墙上，那想到你在深山明月之夜，会记起漂泊在尘沙之梦中的我，远远由电话铃中传来你关怀的问讯时，我该怎样感谢呢，对于你这一番抚慰念注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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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敲那雪白的病房门，我怕走那很长的草地，在一种潜伏的心情下，常颤动着几缕不能告人的酸意，因之我年假前的两星期没有去看天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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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走廊上望着飞舞的雪花，和那已透露了春意的树木花草，一切都如往日一样。黯淡的天幕黑一阵，风雪更紧一阵，遥望着执政府门前的尸身和血迹，风是吹不干，雪是遮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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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在拢攘的人海中感到寂寞了。今天在街上遇见一个老乞婆，我走过她身边时，他流泪哀告着她的苦状，我施舍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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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统称刺绣为顾绣，代表顾绣最著名的，是露香园顾氏。绣品有如绘画，因有画绣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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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五三年春节，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人民文化宫举行文物书画展览，苏南文物保管委员会也在拙政园举行文物书画展览，张挂着许多古今书画，满目琳琅，参观的人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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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原是水城，向有“东方威尼斯”之称，所以城内外的桥梁，也特别的多，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作一诗中，曾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之句，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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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丧父，出身于贫寒之家，自幼儿就知道金钱来处不易，立身处世，应该保持勤俭朴素的作风；滥吃滥用，那是败家子的行为，将来不会有好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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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大举进犯我国的头几年间，铁蹄尚未侵入上海租界，我因自己所服务的《申报》已复刊，只得从皖南回到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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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寒云盟兄逝世以来，已二十余年了；当他逝世十六周年时，因八月三十一日是他的冥诞，他的门弟子等，特在上海净土庵讽经追荐，只因我在吴中，未得通知，不曾前去致祭，真觉愧对故人！记得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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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稍熟习北方情形的人，当然知道这三个字——青纱帐。帐字上加青纱二字，很容易令人想到那幽幽的，沉沉的，如烟，如雾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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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繁重而又细致的筹备工作中，活跃着一个小小部分，那就是在准备着中国人民献给和平代表们的礼物，作为代表们回国以后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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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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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头攒动的人海里，在锣鼓喧天的狂舞里，在五彩纷飞的旗帜里，在人民大众从心底爆发出的欢呼声里，这天，一九四九年二月三号，上午十点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踏着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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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井深藏在井冈山的腹心地带，四面紧围着层层叠叠的高山，朝上望去，那一片明净的天，确有些儿像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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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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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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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仁先生：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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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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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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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