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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前，我从小园南部的梅丘上掘了一株直本的金银花，移植在爱莲堂廊下的方砖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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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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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观察事物，常有粗枝大叶的地方，往往留下错误，这样地方后人当纠察补正，不宜随和敷衍，继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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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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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十月飞霜的时节，木叶摇落，百花凋零，各地气象报告中常说：明晨有严霜，农作业须防霜冻；然而有两种花，却偏偏不怕霜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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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性》八月号登有“狂飙社广告”，说：“狂飙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模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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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鹤西的《农业管窥》里有一节话，说农谚与气象和社会有关系的，觉得很有意思，抄录于下：“如广西的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三日东风无米煮，和有些地方的，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雨沥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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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法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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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经堂水浒传》七十一回，是金圣叹假造的本子，说是施耐庵原本；有施氏自序一篇，也是他的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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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达尔文尺牍全文发表，关于宗教问题，证明他是无神论者。西洋的无神论者，除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以外，甚为难得，有话也不能发表，或者隐藏一点，变成“不可知论”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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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浆玉碗冰泠泠”，是元代顾阿瑛的诗句，从这七个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用玉碗盛着蔗浆喝，冰冷沁齿的意味，顿时觉得馋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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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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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为的表示自己年岁老大，认识一堆方块字，有古典文学的知识，要来卖弄，我常喜欢劝人读古诗，从原文去赏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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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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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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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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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言犹未了，只听得子路子贡……齐声呐喊：法西斯蒂！夫子暗藏怒气，轻声问道：何谓也？大家齐喊：法西斯蒂！夫子微笑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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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给上海广州的晚报写了些小文章，共总得数十篇，承出版社好意为选择一部分出版，这是很可感谢的，书名最初拟名“鳞爪集”，但太是普通了，怕和别人重复，改用“草叶集”呢，又与惠特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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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今之青年每于西餐馆中，或跳舞场内，欣欣然乐道：不劳无食。其实是大大的不对。何则？听俺道来。夫食色性也。但食先于色。设生而不食，则不能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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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为很厌恶蛇，所以忌讳说它，称之曰长虫。这有如唐宋人说老虎，改称它作大虫。本来是由于唐朝的避讳，但宋朝以后的小说上也都沿用，这个理由以色列人有很好的说明，便是夏娃的走出乐园，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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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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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廷石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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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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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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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上海南京西路的静安寺一带，商店栉比，车辆辐辏，已变做了沪西区唯一的闹市；而在明末清初之际，却是一个非常清静的所在，现在所有的屋子，都是后来才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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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丰之余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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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五六年以前，我竟受了革命党的骗了。他们说：非革命不可！你看，汉族怎样的不愿意做奴隶，怎样的日夜想光复，这志愿，便到现在也铭心刻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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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疑。或者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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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上的“国学家”，以为做白话文的大抵是青年，总该没有看过古董书的，于是乎用了所谓“国学”来吓呼他们。《时报》上载着一篇署名“涵秋”的《文字感想》，其中有一段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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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在《北新周刊》上诧异我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去信公开答复了。还有一层没有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世故”。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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