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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暮色苍茫中，我们到了黄龙滩。“黄龙滩”！好名色，为什么叫黄龙滩呢？这颇引起我们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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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来全国跃进的景象，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我们的工农商学兵都一致地争取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进行忘我的劳动，以期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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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刚刚说过的日本人，他们做文章论及中国的国民性的时候，内中往往有一条叫作“善于宣传”。看他的说明，这“宣传”两字却又不像是平常的“Propaganda”，而是“对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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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朔尔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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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往往多雨，所以唐人诗中，曾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之句。一九五五年自入春以来，分外的多雨，所谓杏花春雨江南，竟做得十足，连杏花也给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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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改革！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极难掌握，这大不利于知识的传播与人民文化的提高，也就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改革汉字不是取消汉字，用不着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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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萌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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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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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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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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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西北城角外的珠泉街上，就许因为学校里有喷珠泉，所以才把这条街起下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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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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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十一月十六日三版《杀人不见血的罪犯》那篇文章里，所揭发的淫书淫画贩张瑞生的犯罪事实，应当引起我们严重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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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儿女的衣襟上闻到了一阵阵的白兰花香，引起了我一个甜津津的回忆。那时是一九五九年的初夏，我访问了珠江畔的一颗明珠——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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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一个大的摇篮，又是一个古老的坟墓，原野上总是笼罩着静寂。原野里隐藏着无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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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庭园正中偏东一口井的旁边，有一株年过花甲的柿树，高高地挺立着，虬枝粗壮，过于壮夫的臂膀，为了枝条特多，大叶四展，因此布荫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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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电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次的上映，竟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并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页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映上银幕，给参与会议的各国贵宾们欣赏，这是史无前例，而值得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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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苏联彩色电影片《黑孩子马克西姆卡》，很为感动。本片是根据作家史达纽科维奇的小说《海洋故事》摄制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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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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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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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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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天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蔼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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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五个礼拜里，一连过了两个年，这才算真正过了年，是民国十三年岁次甲子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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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蔓凌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这是宋代范成大咏西瓜园诗中句。的确，年来每入炎夏，就处处食西瓜，而在果品中，它是庞然大物，可以当得上领袖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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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当世“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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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于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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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汇报》上看到这一节纪事：“视察过鲁迅先生故乡绍兴的作家艾芜说，由于制酒等原因，绍兴从来就是缺粮的地方，平均每年总有三四个月的粮食要由外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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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古人的作品，对于他们思想感情，大抵都可了解，因为虽然有年代间隔，那些知识分子的意见总还可想像得到；唯独讲到他们的生活，我们便大部分不知道，无从想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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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不是绝无意义的事，也许从旧瓶中发现点好酒味？文艺不受时间性的限制，只要是有“兴，观，群，怨，”的成分；而且这成分经过相当的手段配置出来的，虽然时代不同，一样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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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自己：我们中国为什么糟到这步田地呢？对于这个问题，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聪明答案；但我的答案是：中国所以糟到这步田地，都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太对不住了我们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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