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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正面冲突，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退到一座险峻的高山。天已经很晚了，但我们必须趁在黎明之前继续地爬过山去，和我们的大队汇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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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迷信，我不知道和母亲争论多少次了。我照书本子上告诉她说：“妈妈，一切的神和菩萨，耶稣和上帝……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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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月来，我没有写成功一个字。很多爱我的和关心我的朋友，常常写信或者跑来当面对我说：“老叶，你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你看，你这样穷——负担着一家人六口的生活，而常常挨饿……况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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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的“一·二八”，我正在××公安局当警察，因为用不到我们上前线去，便只好日夜不停地在后方做维持治安的工作——捉汉奸！那时候只有捉汉奸和杀汉奸是最快人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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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每年到这个时候，我总得给逼着写一篇这样的文章。这在我——不，应该说着全中国不愿意做汉奸和亡国奴的人，——实在是一桩最大的苦痛！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文章的呢？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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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我受影响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爱的一个作家。当从报纸上得到他的病讯的时候，我正应一个朋友的邀约，准备到杭州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为了挂念这病着的大作家，我带了两本最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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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芳先生：信，四元钱，《救亡日报》副刊，均于昨日午后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节，给您写回信。我觉得在我们的友谊上，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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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午，太阳刚刚落土的时候，那个红鼻子的老长工和看牛的小伙子秋福，跑到小主人底房间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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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钟已经敲过半个钟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没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请了病假，别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壶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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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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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底，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回我趁交通方便，当夜要坐摩托车到前方去。那些战斗的日子呀，人像骑在闪电上似的，一眨眼生活就变了，过的连日子都忘记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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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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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北京，这时候正是百花盛开的好季节。但在戈壁滩上，节气还早着呢。一出嘉峪关，你望吧，满眼是无边的沙石，遍地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草，略略透出点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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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比往年又不同，红旗、鲜花织成一片锦绣，浩浩荡荡的人群大踏步涌过天安门，走上前去——走进更深更远的社会主义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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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如今，我的旧“家当”里还藏着个皮背包，底差不多快要磨透，用是不能再用了，可总舍不得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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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什么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色呢？值得反复深思。我刚刚到张家口一带作了一次短短的旅行，足迹到处，只觉得生活好似漫山漫野蒸发着的春雾，腾腾上升，充满青春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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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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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凡是到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人，不能不承认，这岛子确实有股迷惑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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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春天的午后》是柔石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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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餐晚饭后，V必定从他的寓所D西一弄出来，绕过东M路转弯，兜一个圈子回来。这个圈子约一千数百步，假如走的快，不消五分钟就够了，但V却费了30分钟，才是他满足的需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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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翠是凤翔里著名的私娼。在她的房内，有一位身体肥胖的男子，年约四十岁，穿着绸的马褂与缎的长袍，昂然挺着他的胸腹，坐在一把安乐椅上吸着雪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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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木匠就照例到这家酒店来喝酒，两位小伙计招待他，笑眯眯的用酒放在他的身边，就请他说起关于命运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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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滴滴淅淅的落着，正如打在我底心上一样，使我底心染湿了秋色的幽秘，反应出人生底零落和无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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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别管啦！吃一点现成饭不好吗？我又不是三两岁小孩！”英华躺在藤椅上，抽着烟，皱着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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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问你：“你喜欢西湖吗？”你一定回答说：“是的，我非常喜欢！”但是，倘若我问你说：“你喜欢后湖吗？”你一定摇一摇头说：“那里比得上西湖！”或者，你竟露着奇异的眼光，反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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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回忆起往日，就怀念到寂寞，起了怅惘之感。在那矗立的松树下，松软的黄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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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因为年幼善忘，或是因为不常见面，我最初几年中对父亲的感情怎样，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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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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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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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衡哲女士来信：志摩：到京后尚不曾以只字奉助，惭愧得很。但你们的副刊真不错，我读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张陈两先生的苏俄论辩，以及你和孟和先生的论自杀，都感觉到一种激刺，觉得非也说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