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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收拾旧书，发现了前几年为某半月刊上所作的一篇短文，题目是《青纱帐》。文中说到已死去十多年的我的一个族人曾为高粱作过一首诗，诗是：高粱高似竹，遍野参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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蔼理斯在《道德之艺术》这一篇文章里说，“虽然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地的道德，与别个社会——以至同社会在异时异地的道德决不相同，但是其间有错综的条件，使它发生差异，想故意的做成它显然是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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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云长兵败麦城，虽然首级给人拿去招安，可是英灵不散，吾舌尚存，还到玉泉山，向和尚诉冤，大喊什么“还我头来”！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万想不到我现在也来发出同样阴惨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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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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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从隋炀帝以来，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称道的多了，称道得久了，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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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委水利部的材料里摘出来的一段纪事注意！向前看，那个硬着迁出小干坝子的老牛筋，又从山腰上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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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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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院里来了个麻雀，刚长全了羽毛。它在院里跳，有时飞一下，不过是由地上飞到花盆沿上，或由花盆上飞下来。看它这么飞了两三次，我看出来：它并不会飞得再高一些，它的左翅的几根长翎拧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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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到7月7日，我们几个朋友——金旬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儿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儿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绥铁路的全线，来回共计一千六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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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到回忆都变作悲哀，在月暗灯昏时候重重地兜上心来，啊，我底欢爱！为了如今惟有愁和苦，朝朝的难遣难排，恐惧以后无欢日，愈觉得旧时难再，啊，我底欢爱！可是只要你能爱我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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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挑选一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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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妈是榆树屯子最愉快的老婆子。又爱说话，又爱笑，见了人总是谈闲天，往往谈得耽误了做饭，往往谈得忘记了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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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大志愿的人。我向来没说过自己有如何了不起的学问与天才，也没觉得谁的职业比我自己的高贵或低贱。我只希望吃的饱，穿的暖，而尽心尽力的写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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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时文化部将从前所禁止的戏剧二十几种开禁，其中有《大劈棺》，《活捉王魁》等，还有全部钟馗，以及川剧《钟馗送妹》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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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地球中央！右手抚抱喜马拉雅，左手揽住了长白、兴安岭；四万万八千万缕活跳的血脉环绕我全身。无尽的，汪洋的生命，太平洋永生不断的波纹——长在我的怀里，泛滥在我胸前！我站在地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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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街道宽大，干净，伦敦巴黎都赶不上的；又因为不景气，来往的车辆也显得稀些。在这儿走路，尽可以从容自在地呼吸空气，不用张张望望躲躲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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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顺而不信”译法的大将赵景深先生，近来却并没有译什么大作，他大抵只在《小说月报》上，将“国外文坛消息”，来介绍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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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神话作辩护，未免有点同善社的嫌疑。但是，只要我自信是凭了理性说话，这些事都可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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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认真读下去，为什么会有空喊的呢？空喊读书的，可能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因为自己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坐不住，安不下心，读不下去，但是又觉得读书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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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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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冬至以后，皆有“九九”之说，计算寒暑的变化。不过夏天人家不大注意，让它一天天的过去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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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侍桁先生译林癸未夫著的《文学上之个人性与阶级性》，本来这是一篇绝好的文章，但可惜篇末涉及唯物史观的问题，理论未免是勉强一点，也许是著者的误解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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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是美丽的。我忆念着那南方底黄昏。晚霞如同一片赤红的落叶坠到铺着黄尘的地上，斜阳之下的山冈变成了暗紫，好像是云海之中的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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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痴如醉弱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这是宋代杨万里咏紫薇花的诗，因它从农历五月间开始着花，持续到九月，约有半年之久，所以它又有一个“百日红”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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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舞会结束以后，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我这颗忠诚的心呵，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鼓手碰得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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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来讲话，我是觉得非常的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这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助，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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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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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化知识能不能走终南捷径呢？这是许多初学的同志时常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过于笼统。一定说能或不能，都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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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住过六年，但只在东京一处，那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其时正是明治时代的末期，在文学上已经过了抒情的罗曼主义运动，科学思想渐侵进文艺领域里来，成立了写实主义的文学，这在文学史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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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孩子都喜欢看《克雷诺夫寓言》，因为这位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作家，用了他自己认为是“半说半笑”的寓言形式，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说教”，证实了许多“神圣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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