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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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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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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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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部的丛书印给读者看,是宋朝就有的,一直到现在。缺点是因为部头大,所以价钱贵。好处是把研究一种学问的书汇集在一处,能比一部一部的自去寻求更省力;或者保存单本小种的著作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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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GeorgeGrosz),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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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实在愚陋,直到现在,才知道中国之弱,是新诗人叹弱的。为救国的热忱所驱策,于是连夜揣摩,作文学救国策。可惜终于愚陋,缺略之处很多,尚希博士学者,进而教之,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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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幼年来,我便想到一株细条而开着朵大花的牡丹,在春晴的阳光下,放着明艳的红瓣儿与金黄的蕊。我便是那朵牡丹。偶尔有一点愁恼,不过像一片早霞,虽然没有阳光那样鲜亮,到底还是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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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陈廉伯跪在织锦的垫子上,声音有点颤,想抬起头来看看父亲,可是不能办到;低着头,手扶在垫角上,半闭着眼,说下去:“儿子又孝敬您一个小买卖!”说完这句话,他心中平静一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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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稍微喝多了点酒,田烈德一半自嘲一半自负的对个朋友说:“我就是莎士比亚的韩穆烈德;同名不同姓,仿佛是。”“也常见鬼?”那个朋友笑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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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来到这里——树华农场——他必定会感觉到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战争,和战争所带来的轰炸、屠杀,与死亡。专凭风景来说,这里真值得被呼为乱世的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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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中国的景物是由大漠的风与黄河的水得到色彩与情调:荒、燥、寒、旷、灰黄,在这以尘沙为雾,以风暴为潮的北国里,青岛是颗绿珠,好似偶然的放在那黄色地图的边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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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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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红与专的问题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须红,人人须专,没有例外。是先红呢?还是先专呢?这要看个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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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旧时代过新年的光景,不由地要发笑;大家都作了些蠢事。那时候,似乎到处都有神有鬼。人要过好了新年,就必不可得罪鬼神。于是,为了迷信的事儿就都花费不少的时间与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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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年已过了半个月,旧新年还差着十来天。两对付着,用“新年试笔”,大概还是免不了“过犹不及”。这可也真无法!一九三六来到,我不敢施礼向前,道完新禧,赶紧拿笔;我等着炮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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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静,故怕旅行。自然,到过的地方就不多了。到的地方少,看的东西自然也就少。就是对于兔儿爷这玩艺也没有看过多少种。稍为熟习的只有北方几座城:北平,天津,济南,和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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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研究科学,这几天。要发明个机器。这个机器得小巧玲珑,至大也不过像个十支长城烟包,可以随身带着,而没有私携手枪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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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道:今儿个晚上脱了鞋,不知明日穿不穿;天有不测的风云啊!为留名千古,似应早早写下自传;自己不传,而等别人偏劳,谈何容易!以我自己说吧,眼看就快四十了,万一在最近的将来有个山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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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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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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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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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对于这个问题共分五层。第一层的大意是说:夫妇关系,爱情虽是极重要的分子,却不是唯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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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子带来了恐怖。黄昏时候,我们排完了剧,和剧团那些人出了“民众教育馆”,恐怖使我对于家有点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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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寒带的,俄罗斯式的家屋:房身的一半是埋在地下,从外面看去,窗子几乎与地平线接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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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我有点苍白的手,卷起纱窗来,在那灰色的云的后面,我看不到我所要看的东西(这东西是常常见的,但它们真的载着炮弹飞起来的时候,这在我还是生疏的事情,也还是理想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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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疲乏的缘故,我点了一只纸烟。绿色的星子,蓝色的天空,红色的屋顶,黑色的蝙蝠,灰色的小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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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鹤楼的时候,每每要想到古人某某在黄鹤楼上饮过酒。接着又必想到“周郎赤壁”,其实赤壁还离得远呢!至于远多少,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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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的故事,这故事,我讲了好几次。而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记载的文章之后,我就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子中学里的学生,是开始接近冬天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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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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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鞋,头上没有帽子,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地网罗着胡须。在夜间,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