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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日日在愁苦之中,还不如那山上的飞鸟,还不如那田上的蚱虫……李妈从那天晚上就唱着曲子,就是当她听说金立之也要出发到前方去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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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行掉队以后,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在这荒山中已经走了四个整天了。我们的心中,谁都怀着一种莫大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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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旧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师满六十岁诞辰。佛学书局因为我是他的老友,嘱写些文字以为记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经过加以追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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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运紧紧地包住他,不幸一件一件地发生:父来死了,母亲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终日悲伤着,烦恼着,可是在事实上一点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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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之菊归途中,我屡屡计画回来后面中国的花鸟,我的热度是很高的。不料回到中国,事事不合心意,虽然我相信这是我偷懒之故,但总觉得在中国的花鸟与在中国的人一样的不易亲近,是个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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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他是从下生以来第一次被喜悦抓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是大了,大到几乎不可想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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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久地踯躅在临汾车站附近,孤独、焦烦,不时把行李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我刚下火车,要到城里去找八路军总部,可是天还不亮,不能进城,想先找地方歇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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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点打上芭蕉有铜盘的声音,怪。“红心蕉”,多美的字面,红得浓得好。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我的心像芭蕉的心,红……”不成!“紧紧的卷着,我的红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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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底,在朝鲜战场上,有一回我趁交通方便,当夜要坐摩托车到前方去。那些战斗的日子呀,人像骑在闪电上似的,一眨眼生活就变了,过的连日子都忘记是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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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一种情感动物,喜怒哀乐,悲欢恐惧,都不过是情感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表示,必有所凭借,或宣之于口,或现之于面,或用手足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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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么沉痛凄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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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们常有个梦想,但愿世间花不谢,叶不落,一年到头永远是春天。这样的境界自然寻不到,只好望着缥缥缈缈的半天空,把梦想寄到云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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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初,陈家桥一带的土井已都干得滴水皆无。要水,须到小河沟里去“挖”。天既奇暑,又没水喝,不免有些着慌了。很想上缙云山去“避难”,可是据说山上也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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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不可能写出像最近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这二年来我所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怎么好,可是和我的解放前的作品比较起来,本质上是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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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赛(TheodoreDreiser)现在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文坛所公认的大文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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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今是更冷静,更沉默的挟着过去的遗什去走向未来的。我四周有狂风,然而我是掀不起波澜的深潭;我前边有巨涛,然而我是激不出声响的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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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为要看看美国南方的黑农被压迫的实际状况,所以特由纽约经华盛顿而到了南方“黑带”的一个重要地点柏明汉,这在上次一文里已略为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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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是文艺理论家,也不是革命理论家。我要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坦率地谈一谈——就是说,有一说一。我是一八九九年初出生的,大家都知道,那一年以戊戌变法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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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史沫特莱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那时我和她在上海马路上走着,要到沪西一家工厂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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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被关在城外了。只有时候,从野外吹来的风,使你嗅到一点春的气息,很细微,很新鲜,很温暖,并且很有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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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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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是中学文学会的讲演稿)(A)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文化、理想的表现。换句话说:就是文艺最可以代表时代精神,他方面又能造出新时代的精神,因此无论那一时代的文学,都有以下两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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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秋天里的春天是到了太行山了。马小心的用前蹄试探着道路,陡峭的石梯使得烈性的畜牲也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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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奉教职员公会会长冯芝生先生之命,携带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绥远及平地泉慰劳前方抗战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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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忘年的好友S那个二十岁时便在欧洲露了头角、被目为绘画天才、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苦作、现在正是艺术学院教授的李元瑜,两手提了两只水桶,从河边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走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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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北国风景线。靠近沙漠的地方,刮起风来连天都是黄的。骆驼驮着煤块,从门头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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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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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不幸早就笼盖在我们的头上,我曾用了全力去顶撞,我想用我的手臂高高扬起,冲破了它;我也想用我的脚,把土地踏成了一个深洞,我们都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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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事实)正当济南那样潇洒的城池被×国的黄衣军用重炮轰毁之后的一个周年,显然是天下太平景象了!各处正在改新的制度,党部显出活力的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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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岭巅,顺着山路下来,大池就在面前了。说是池,其实却是一个小湖那么大的,但是,人们仍然管它叫作大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