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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牧歌的已往逝矣，我不得不面對醜惡的現在，我的詩魂已隨她去矣，現在的我是罪惡兇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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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在草坪上舞踊，她纖潔的小小雙腳，吻着軟嫩的草尖；風波中浮舉她的金髮。露珠，閃光在草之葉上，溪水，低泣在修松林下，我失了影的人，幽魂般，悲鬱地曳步歸回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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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帶進這地上的地獄以來，第八個晚上又忽然降臨了。一點灰白色的天光，一些一些地減薄下去，和擺在熱氣中的一塊冰，和沒有油的一盞燈一般地慢慢地消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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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秋天，平原的鄉村間一個秋天。高粱已“殺”盡，穀子也割了，在地裏長着的只有白薯、花生和殘餘的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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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草原集之二）黃昏時候，我出新東門去散步。在門洞子裏的牆上，看見一張砍下來的土匪的頭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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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春天的下午，雨聲滴瀝滴瀝的打窗外的樹。那雨已經是下了好幾天了，連那屋子裏面的地，都水汪汪的要津上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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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無遺死去的時候，他的夫人哭了個死去活來。死，她在那乍然感到生活的孤單的那一忽，本也無所顧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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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上的居民都睡酣了，只有海岸上一家小酒店的紙窗上還閃出熠熠的燈光。辛大吃得半醺，把酒杯向桌子上一摔道：“三百吊大錢，四匹毛藍布，她媽本來答應了，週三這混賬小子又託人同她爹說，他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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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是幾頁日記的抄錄。日記常是一種內心生活的記載。社會是一個化妝跳舞場，每個人都在妝扮之下登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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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是初秋夜裏，窗外月清如水，我一個人獨坐在屋子裏，單零的影子照在書架子上。不免回想到未離家以前，父母尚存，姐姐未嫁，親友往來不斷，家中總是熱鬧鬧的；現在呢，一個人遠遊歸來，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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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品藻》篇有這麼一段兒：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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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來昆明的人，往往不到三天，便學會了“是嘍嘛”這句話。這見出“是嘍嘛”在昆明，也許在雲南罷，是一句普遍流行的應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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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的正義是在那裏呢？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着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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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纔有別人，也有別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這個道理，可是許多人不能行這個道理。本來自己以外都是別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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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贊中華》篇裏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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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書人向來不大在乎東西。“家徒四壁”不失爲書生本色，做了官得“兩袖清風”纔算好官；愛積聚東西的只是俗人和貪吏，大家是看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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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平怕看見乾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着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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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學生的畢業之感是和中小學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學，這便是學校生活的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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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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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日奉教職員公會會長馮芝生先生之命，攜帶同仁捐款二千元，前往綏遠及平地泉慰勞前方抗戰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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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個時代事實上總有許許多多不滿現狀的人。現代以前，這些人怎樣對付他們的“不滿”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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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七點鐘，我喝完了茶，從站上出來，那個站名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是在新柴卡司克附近董軍兵地那裏。那時候，天色已經發黑，我穿着皮裘，同阿萊司卡坐上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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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國裏有一個有錢的鄉人。他有三個兒子：兵士謝敏，大肚子塔拉史，呆伊凡，還有一個女兒馬臘尼，又聾又啞。謝敏去當兵，伺候王上，塔拉史到城裏跟商人去做生意，就只有呆伊凡同女兒留在家裏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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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手線的高架電車，我知道她還是圍繞着東京市在不息地駛轉；她的速率還是那般風掣電閃，乘客還是那般擁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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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地遮迷了遠近的山，悄悄地油綠了郊野的草；不斷地在窗外織着一條輕薄閃光的絲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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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從遠遠的地方來到我這裏，你去了，你遺下了一對你所愛的石球，那是你在昆明湖畔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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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靜的時候，我反常常地不能睡眠。枯澀的眼睛，睜着疼，閉着也疼，橫豎睜着閉着都是一樣的在黑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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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上散記去年春末我從北地到南方來，今年秋初又從上江到下江去。時序總是春夏秋冬的輪轉着，生活卻永遠不改的作着四方行乞的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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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學習友邦的語言文字，已到中年，我又一度作小學生，與我一樣咿啞學習的同學，十之八九在白天都有服務的地方，並且很多有家，有兒女，一到夜晚，就聚在一個課堂裏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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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過那麼多的地方，我走到這遼遠的地方來了；常是孤獨的一個人，沒有伴侶。我虛度了青青的一段歲月，如今正是蹣跚在中年的旅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