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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的新年，我在紹興初級師範學校。陰曆十一月十三日的午飯時分，我們的學校得到了消息，說：“革命政府今日成立於南京，改用陽曆，今日就是陽曆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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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徹底都好，而“透底”就不見得高明。因爲連續的向左轉，結果卻碰見了向右轉的朋友，那時候彼此點頭會意，臉上會要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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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候已經入了秋，可是早晚和白天的熱度，仍然徘徊在寒暑表的九十至一百的兩條細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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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臘月天，桃花卻已開了，乍看到那一叢叢深紅淺紅，還以爲是另一種冬日的花樹，待走近了，果真是伴着春天的豔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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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立觀念的不該做叫花子，做叫花子的似乎就不會有什麼獨立觀念，但是就記者在倫敦所見的許多叫花子，“獨立觀念”和“叫花子”這兩個名詞竟可以聯在一起；有獨立觀念的叫花子，其現象比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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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流劉豫波先生與英國蕭伯納同年，都是九十一歲有零的老人。我們從報紙雜誌上，偶爾得到關於蕭伯納的記載，又從朋輩口中，偶爾聽到關於劉先生的傳說，使我們深深感到這兩位中外有名的老人，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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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該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天，在那近北的古舊的大城裏冬日自有它的威嚴。幾個人從茶店中出來，立刻拉起衣領，雖然只是十點鐘，已經是路靜人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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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正是窘極，要想在聲樂範圍之內，找些有趣的題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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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信用可喪失於一朝一夕一事一語，但培養信用卻在平日之日積月累，而不能以一蹴幾，故欲憑空一旦取人信用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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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往事丟下了我，或是我丟下了往事；在那一面我真的感覺到十分平靜。這麼多年情感的折磨，也儘夠我忍受的了，使我猛然醒過來的仍是那麼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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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中華民國十三年秋，小可看了一場西洋鏡之後，葉落歸根，依然精赤條條跑回這九里三分的成都來時，在前六年與幾個朋友共同辦理的《川報》，還未被楊督理子惠先生封閉，仍一天兩大張的在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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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生的故鄉西曆一八六六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就是清同治五年，陰曆十月初六日，先生生於廣東香山縣的翠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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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臨清，被此間主人“投轄”相留，每日吃睡，更無事可做。案頭有一部“野書”，叫什麼《永慶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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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想到我還能在這個城安然地住下來，而且還住得這麼好。那些好意地擔心着我不適於在這個城居住的友人也覺得十分驚訝起來了：“想不到啊，你住得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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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舒門譯）蒙旦是近代小品文的鼻祖，同時他又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小品文家。他除開幾十篇長長短短絕妙的小品文外，沒有別的文學作品，但是這一千多頁的無所不談的絮語已夠固定他在文學史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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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過去的時代啊！到處微微地鋪上了一層黃昏，陳列着些個軟弱的幻影。不躍動，只鎮靜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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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在那裏，沒有黑夜，也沒有黎明，天色永遠是茫然的。真的，是茫然的，你不大明白麼？一切都是掛在或有或無之間，讓你感覺不到什麼，不能說強，也不能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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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會議，有人提議說，新聞紙要給他通俗化些。對於這個試題，議論很有趣，有人說如改白話，字數要增加，新聞紙張不足之時，這是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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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北京大學第二十二週年的紀念日。承校長蔡先生的好意，因爲我不日就要往歐洲去了，招我來演說，使我能與諸位同學，有個談話的機會，我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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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兄：六月前接到你寄給我的《新青年》，直到今天才能寫信說聲“多謝”，也就荒唐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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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是沉重的，江面如同掛起了一層純白的罩紗，夜航的小船掛着紅燈，在白色的霧裏時隱時現，好像是失眠的人勉強地睜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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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們不能和娼優隸卒成爲伍。讀書人不勞動，勞動人爲苦力人，所以我國讀書人不肯打掃自己房間，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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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草原集之三）我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年了。每到夜深時，便有小販們的包子、燒餅之叫賣聲，打破了黑暗沉寂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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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有二月，北京大學31週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着“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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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臉最近世的中國人所幹出的事，已經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發笑的了，比如袁世凱，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爲什麼要幹着那瞞不着人的選舉？又比如張宗昌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也講起禮義廉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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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山書店老闆交給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寫一段東西，開出來一看，曼殊歿後已經二十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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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的今日，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中國境內，顯然有兩種相反的現象表現出來：一是悲哀的，一是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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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句不怕奇矯的話，就要說如果懂一點病理學，就不想討論中國文壇了，此刻講幾句或許文壇人不喜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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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斗士魯迅先生，不幸於十月十九日早晨五點二十五分去世了。本社（按指生活星期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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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條山，正是槐花的季節。巨大的樹幹下飛舞着乳白色的小花，使得嫩綠的矮樹叢連鮮豔的紅實都爲之減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