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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与圣陶见面是在民国十年的秋天。那时刘延陵兄介绍我到吴淞炮台湾中国公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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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杰三君是一个可爱的人；我第一回见他面时就这样想。这一天我正坐在房里，忽然有敲门的声音；进来的是一位温雅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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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写过诗；后来不写诗了，写散文；入中年以后，散文也不大写得出了现在是，比散文还要“散”的无话可说！许多人苦于有话说不出，另有许多人苦于有话无处说；他们的苦还在话中，我这无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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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值得留连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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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平来，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您回来啦！”是的，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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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斗争的对象主要的是古文，其次是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又其次是旧戏，还有文明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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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录”“内幕”和“纪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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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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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别费话！”“少说费话！”都是些不客气的语句，用来批评或阻止别人的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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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正义是在那里呢？正义是在我们的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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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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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萍郢火栗四君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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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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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我们和Ｓ君夫妇在松堂住了三日。难得这三日的闲，我们约好了什么事不管，只玩儿，也带了两本书，却只是预备闲得真没办法时消消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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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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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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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北平的报纸上除了战事、杀人案、教育危机等等消息以外，旧书的危机也是一个热闹的新闻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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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有“欧洲的公园”之称。起初以为有些好风景而已；到了那里，才知无处不是好风景，而且除了好风景似乎就没有什么别的。这大半由于天然，小半也是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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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欧洲没住过夏天的中国人，在初夏的时候，上北国的荷兰去，他简直觉得是新秋的样子。淡淡的天色，寂寂的田野，火车走着，像没人理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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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阿西利王阿撒哈顿去攻打拉利亚王国。把各城都打败了。抢劫，焚烧无所不为。人民全被掳去，军队也都解散，连那拉利亚王也都做阶下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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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里有一个有钱的乡人。他有三个儿子：兵士谢敏，大肚子塔拉史，呆伊凡，还有一个女儿马腊尼，又聋又哑。谢敏去当兵，伺候王上，塔拉史到城里跟商人去做生意，就只有呆伊凡同女儿留在家里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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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靴匠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住在农家屋里。他没有房屋，也没有土地，就做着靴工的小买卖自养其家。面包是贵的，工是贱的，赚下多少便吃去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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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山手线的高架电车，我知道她还是围绕着东京市在不息地驶转；她的速率还是那般风掣电闪，乘客还是那般拥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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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韩学监七八年以前，我正在城北的F中学里读书。那时我不知怎样会成了全校的一朵异花，不，也可以说是三百多同学的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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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一个夏天我又回到南京来，现在我是度着南京的第二个夏天。当初在外边，逢到夏天便怀想到父亲的病，在这样的季候，常常唤起了我的忧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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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从远远的地方来到我这里，你去了，你遗下了一对你所爱的石球，那是你在昆明湖畔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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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说人生好像也有一条过程似的：坠地呱呱的哭声作为一个初的起点，弥留的哀绝的呻吟是最终的止境，那么这中间——从生到死，不管它是一截或是一段，接踵着，赓连着，也仿佛是一条铁链，圈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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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九岁大的女孩子，拉着一个小火车头——这是我给水牛起的名字，因为它的身体比一般黄牛要庞大，在田间并不显得，等它走上了小路，对面遇见，就觉得它格外大，格外重，格外笨，真的像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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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西北城角外的珠泉街上，就许因为学校里有喷珠泉，所以才把这条街起下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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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做客，并不是一个人单身在外边的意思。做客就是到人家去应酬——结婚，开丧，或是讲交情，都有得吃，而且吃得很多很丰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