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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和尚是我的畏友。他出家前和我相交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在都给我以启诱。出家后对我督教期望尤殷，屡次来信都劝我勿自放逸，归心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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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封信是朱孟实先生从海外寄来，分期在我们同人杂志《一般》上登载过的。《一般》的目的原想以一般人为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来介绍些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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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真斯编）欧美人总爱谈东方的事情，尤其是东方的艺术，东方的哲学和文学等。可是他们对于东方的了解常有欠缺透彻的地方；或者因为他们不能够十分明白我们这古色斑斓的东方，所以在他们心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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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八世纪有一位文学家大概是Fielding（菲尔丁）吧曾经刻毒地调侃当时的传记文学。他说在许多传记里只有地名，人名，年月日是真的，里面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奄奄一息，不像人的样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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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们是怎样地失望了于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梦境呢？至少，在我，当那疲倦之感偷偷地袭入了我底心底，我是这样地忏悔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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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像一条污浊的河，缓慢而迂滞地流去；生活，在这中间，就变成一堆污烂的泥团了。我翻开我底手记册，想从里面发现一点可以记念的过去，如同一个将要窒息的人渴望着一口新鲜的空气，或者一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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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多雨，街上看见卖菊花者，就出十元买两盆，放在书室后把它忘去了。一个半天，天晴了一刻，看见一半青天，再看见有些菊花，忽地想着葬一个伟人，因为葬他之日，天晴而又菊花香，我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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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而能合并，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初虽未能，肯学习而做到能，则由“为”而“能”，亦尚可有为；最下者虽“能”而不“为”，或不能而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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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平风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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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此次到欧洲去，原是抱着学习或观察的态度，并不含有娱乐的雅兴，所以号称世界公园的瑞士，本不是我所注意的国家，但为路途经过之便，也到过该国的五个地方，在青山碧湖的环境中，惊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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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等法院是在道前街，我们所被羁押的看守分所却在吴县横街，如乘黄包车约需二十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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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从苏联一个又一个的五年经济计划实行奏效之后，经济学家都喜谈“计划经济”，其实不但经济应有计划，就是读书也应该首先有一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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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难兄难弟”里面有一个胖弟弟——王博士。这个胖弟弟的样子生得那样胖胖白白，和蔼可亲！他的性情又是那样天真烂漫，笃实敦厚！凡是和我们这个胖弟弟做过朋友的，想都能得到这样的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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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县是一片平原，境内连土堆般的小山也没有，就有也只是几个小山般的土堆。河流大小虽有几条，毛病却在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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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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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甲等的批评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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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算命先生最善于替人家“看日子”。讨老婆，出殡，安葬，开工等等都要挑选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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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首是一种式样古雅的日本花瓶，色彩鲜亮，瓶子颈又细又长，跟仙鹤似的，因而得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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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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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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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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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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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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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的抗战，我们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有了显然的进步。单从文艺方面上说，虽然连文艺者自己也感到工作的不足，宣传的不够；可是文艺工作从来未像今日这样的紧张，与从来未获得像今日这样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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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茶馆里同朋友闲吹。算了算，我虽已练习写作十七八年之久，可是不过才出了二十本书。这二十本是：一、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大明湖》，《猫城记》，《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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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我回到祖国不过才有半年。这次能够列席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到各项重要的报告，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及各界的名人，我深深的引为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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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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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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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初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北京举办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发动文艺各部门的工作者参加听讲。第一讲是在北京剧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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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