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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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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到一本《中国》画册。多么大，多么美，多么动心的画册呀！谁掀开它能不惊叹，能不看了再看呢！这是用照片组成的一部解放史诗啊！是呀，一掀开，你就看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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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高兴的事是近几年来文坛后起有人，不但写出很好的小说，也创作了不少好的剧本。欣值岁始，我仅向青年小说与戏剧作者致敬致贺！剧本不容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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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当局宣称，将在今年2月1日开始对美国共产党进行审讯。美国政治的法西斯化已非一朝一夕，这次的暴行是这个法西斯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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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学界的人们一同分润寒假暑假的“寒”与“暑”，“假”字与我老不发生关系似的。寒与暑并不因此而特别的留点情；可是，一想及拉车的，当巡警的，卖苦力气的，我还抱怨什么？而且假期到底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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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哪一行的总抱怨哪一行不好。在这个年月能在银行里，大小有个事儿，总该满意了，可是我的在银行作事的朋友们，当和我闲谈起来，没有一个不觉得怪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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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离开那里了，但最怀念的仍是那片柿子林。那片柿子林几乎是上课的必经之路，沿着图书馆北边的小路走上秋实道就能看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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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域王国的会谈持续了整整三日，李昊与艾尔王的交谈虽然表面上和平而友好，但实际上双方都心知肚明，背后隐藏着各自的算计。艾尔王不断强调联盟的必要性和未来的合作，但李昊清楚，这个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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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因陋就简工厂刚开始生产时，附属设施很简陋，仓库大多设在油毛毡棚里，唯一的一间瓦房是原来这里的水泥预制厂留下的，用作五金和备件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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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乌龟死后两年里女儿没再养过宠物。后来我们搬家了，新家所在的城市比以前的繁华些，有一个专门卖宠物的市场，这个市场刚好开在公园的门口，如果想去公园必须穿过市场，因此市场的生意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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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宠物名目繁多，相比之下养蚕对女儿来说就不怎么起眼了，原是为了完成学校里的任务，但却成了我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女儿二年级的时候，科学课上有关于蚕的成长过程的内容，老师在课堂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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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你几时出来的？夫人和孩子们也都来吗？前星期我打电话到公司去找你，才知道你因老太太的病，忽然变卦，又赶回去了，隔了一日，就接到你寄来的报丧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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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常喜说一个故事：二十年前有位新到法国的中国学生，住在巴黎近郊某“市镇”，一天，骑了一辆脚踏车在宽阔平坦的人行道上行驰，遇着一个警察把他拦住，指手画脚说了好一会，而这位中国仁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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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多雨，街上看见卖菊花者，就出十元买两盆，放在书室后把它忘去了。一个半天，天晴了一刻，看见一半青天，再看见有些菊花，忽地想着葬一个伟人，因为葬他之日，天晴而又菊花香，我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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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其所为”与“为其所能”而能合并，在个人在社会都是莫大的幸事；初虽未能，肯学习而做到能，则由“为”而“能”，亦尚可有为；最下者虽“能”而不“为”，或不能而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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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天（二十一日）上午写《到新加坡》那篇通讯时，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一段平风浪静的境界吗！昨天起开始渡过印度洋，风浪大起来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纵地向前迈进，坐在吸烟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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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难兄难弟”，关于他们的生平，我已和诸君谈过了。最后要谈到我们的一个“难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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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弟手足：艺风社的展览会快开了，你叫我写一篇文字来批评你的思想和艺术。这事在一个意义上是容易得很的，因为我无论如何不了解你的思想和艺术，我总可以站在老兄的立场，说几句冒充的内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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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八岁起练习写作，至今已有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里，有三次真的快活——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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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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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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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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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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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区小组的代表们委托我谈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到干部们讲：我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非常的忙。有些机关的负责人也有这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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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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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几位青年朋友的来信，问我忙不忙，和今年准备给青年们写点什么。我简答如下。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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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些京剧界、评剧界、曲艺界和话剧界的朋友们在北京市文联座谈了一次。我参加了。那次的座谈使我敢在这里说：大家都有革命干劲儿，都要求来个戏剧工作的社会主义大跃进，都热情地要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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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我又去访问西城妇女商店的朋友们，在我写《女店员》的时候，她们都帮了大忙；《女店员》演出之后，她们看了戏，并提了不少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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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儿最小，我还没到家，他已下了学，在门外等着我。小三儿跟小四儿和我同时到了家。“上哪儿去了？这么喜欢！”孩子们见我眉开眼笑的，这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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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教群英会即将于6月1日在北京召开，谨致热烈的祝贺！事情没有比较，便不易看出哪个好，哪个坏。我们即将召开的是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