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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市的水果鋪裏，自從柑橘落市以後，就略顯寂寞。直到初夏枇杷上市，才又熱鬧起來，到處是金丸累累，可說是枇杷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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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凍天寒、風吹雪打的日子裏，不時聽得北方寒潮襲來，氣溫將降至零下幾度的氣象報告，就覺得四肢百骸都會發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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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花采盧橘，夏果摘楊梅”，這是唐代宋之問的詩句。盧橘就是枇杷，冬季開花，春季結實而夏季成熟；到得枇杷落市之後，那麼就要讓楊梅奄有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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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由毛澤東同志所創辦和親自主持的《湘江評論》，在創刊號上提出的振奮人心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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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百卉凋零的季節，我家廊下，卻有異軍突起，那就是一大株盆栽的鳥不宿。這株鳥不宿原爲蘇州老園藝家徐明之先生手植，在我家已有二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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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原是人生一種美德，但是倘儉得太過分，不得其當，那就是吝了。友人給我談起民初一個富翁的故事，十分可笑，簡直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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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兀自拖鞋的聲音。沉睡的孩子翻着身。在他無邪的夢裏，也許看見背上長了芒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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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拉馬丁的生平和作品，凡讀過法國文學史的人都能道其詳。我不想作非必要的介紹而耗讀者寶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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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竹，愛它的高逸；我愛桃，愛它的鮮豔。夾竹桃花似桃而葉似竹，兼有二美，所以我更愛夾竹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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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我失去一件心愛的東西。幼年的時候，一個小小的紙匣裏藏着我最愛的物件——一塊紅玉般的石子，一隻自己手製的磁假山……我時常想，假如房子起火延燒起來，不用躊躇的，第一，我便捧着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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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有一個小小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小，其實是很嚴重的。任何一個先進國家的文字和言語，固然都有相當的區別，但是書本上寫着的文字，讀出來是可以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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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薄遊廣州，偶值陳叔通前輩於羊城賓館，爲道南來看花，意興飆舉，因賦詩志快，有“最愛無花不是紅”之句，蓋遊蹤所至，看花多作胭脂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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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時節，往往多雨，所以唐人詩中，曾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之句。一九五五年自入春以來，分外的多雨，所謂杏花春雨江南，竟做得十足，連杏花也給打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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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上海南京西路的靜安寺一帶，商店櫛比，車輛輻輳，已變做了滬西區唯一的鬧市；而在明末清初之際，卻是一個非常清靜的所在，現在所有的屋子，都是後來才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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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特別愛好花草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七八小時，和出席各種會議或動筆寫寫文章以外，大半的時間，都爲了花草而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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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書不是絕無意義的事，也許從舊瓶中發現點好酒味？文藝不受時間性的限制，只要是有“興，觀，羣，怨，”的成分；而且這成分經過相當的手段配置出來的，雖然時代不同，一樣能使人有深沉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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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這是宋代曾鞏詠山茶花句，將山茶開花的時期說得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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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在銀幕上看過了中國雜技團的演出，後在無錫看過了武漢雜技團的演出；最近蘇州市來了一個重慶雜技藝術團，也在最後一天去觀光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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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的第一部彩色電影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第一次的上映，竟不在國內而在國外，並且在世界歷史上佔有一頁的日內瓦會議期間映上銀幕，給參與會議的各國貴賓們欣賞，這是史無前例，而值得大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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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的大，我這兩年才知道。從前只知重慶是一個島，而島似乎總大不到那兒去的。兩年前聽得一個朋友談起，才知道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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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出春花無數。薔薇開殿春風。滿架花光豔濃。濃豔。濃豔。疏密淺深相間。”這是清代詞人葉申薌詠薔薇的《轉應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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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代大畫家顧愷之，每吃甘蔗，往往從蔗尾吃到蔗根，人以爲怪，他卻說是“漸入佳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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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少女發出無謂的微噓。孩子夢見天上的星星跌在飯碗裏。蓋世的英雄，也將爲無關緊要的歌聲而淚下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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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這藝術的可貴，是在於兩面光，或謂之“中庸”——男人看見“扮女人”，而女人看見“男人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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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之某日，偕同人問梅於我南鄰紫蘭小築，時正紅萼含馨，碧簪初綻。”這是楊千里前輩在我嘉賓題名錄上所寫的幾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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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名詞，個個人的腦子裏都應該有的，個個人的心裏都應常常想到，常常念着的，這就是“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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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義，這有什麼標準可以衡量嗎？提出一個絕對的標準當然很困難；但是，大體上看一個人對待生命的態度是否嚴肅認真，看他對待勞動、工作等的態度如何，也就不難對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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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去的時候風聞鎮上有一隻能言的八哥，街頭巷尾都談着這通靈似的動物了。因此引了我好奇之念，想見識見識這有教養的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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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這是宋代范成大詠西瓜園詩中句。的確，年來每入炎夏，就處處食西瓜，而在果品中，它是龐然大物，可以當得上領袖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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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大家都知道我於百花中最愛紫羅蘭，所以我從前所編的雜誌，有《紫羅蘭》，有《紫蘭花片》；我的住宅命名“紫蘭小築”；我的書室命名“紫羅蘭盦”：足見我對於紫羅蘭的熱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