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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十四日，曾在上海一張報上看到蘇聯一位退休老人艾依斯蒙特同志的來信，希望得到一些中國花籽，使他的窗前開放出遠道而來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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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裏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一點兒水怎麼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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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我的園藝工作以盆景作爲重點，因此凡是國內有盆景的地方，總想前去觀摩一下，當作我的研究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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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是基督二十六世紀初頭。世上情形，已經改變得不能認識了。有色人種，早同白種混合，更生得強壯長壽，正如動物界所有的雜種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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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裏劉薰宇君來信，說互生病了，而且是沒有希望的病，醫生說只好等日子了。四月底在《時事新報》上見到立達學會的通告，想不到這麼快互生就歿了！後來聽說他病中的光景，那實在太慘；爲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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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沙灘散步歸來，天已經朦朧的快要黑了。彎着腰走上石坡時，迎面遇見一個八九歲大的孩子，懷裏抱着一個嬰兒，正在向下走，好像要去江邊找誰有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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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驚，開函拜讀，則感與慚並，半天作奇異感！空言不能陳萬一，雅不欲循俗進謝，但得書不報，意又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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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將近一年不通信了。你的近況我知道得很詳細，我的情況，怕你未必知道吧。病，——這個討厭的侵略者，總是不斷地向我進攻，我呢，也緊抱着“抗戰建國”的方案，“自力更生”“長期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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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野社的朋友們，因爲《秋野》第一期出版，要我寫幾句話當做發刊詞。我想，秋野社的宗旨，在它自己的宣言中已經明白說出了，就是：“‘野秋’社是爲坦白的表現我們的感情，我們心靈上的苦悶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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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之號叫！豺狼全下山來了，在靜夜。被飢餓所驅逐着，衝突，向着田野，無數的狼，紅着眼，拖着瘦長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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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書：高本漢著的《中國語和中國文》。高本漢先生是個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羅倔倫（Karl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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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多而神勞，毋寧讀書少而神逸。勞則紛無所得，逸則靜有所會也。讀書之法，寧遲勿快，寧靜勿慌，寧少勿多，寧拙勿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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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熱愛花木，竟成了痼癖，人家數十年的鴉片煙癖，尚能戒除，而我這花木之癖，深入骨髓，始終戒除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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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芳先生：信，四元錢，《救亡日報》副刊，均於昨日午後收到。今天恰巧是五一節，給您寫回信。我覺得在我們的友誼上，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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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時候我們生起火來，因爲兩個人都感覺到了難耐的寒冷。我們無言地整理着火種與柴炭，聽着紙窗外面雨聲底淅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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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上的日出我已有經驗的了，看日出是海行的最大消遣，而且只有海行能最痛快的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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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的中國在我們的手裏，勝利的中國在我們的面前，新生的中國在我們的望中。中國要從工業化中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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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農曆八九月，是丹桂飄香的時節；丹桂飄香已成了一句成語，其實丹桂並不普遍，一般多的是金桂和銀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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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林不斷地喟嘆着，說着我父親底聲音。鳥鵲在月下鳴噪了—不安定的今夜晚啊！有我父親底臉面現出來，朦朧地，好像是掛在松林底那一端，一個枝丫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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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報解除不久，第二次警報又響了，並且接連着就是緊急警報。隔了半天敵機沒有來，於是又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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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手中捧着一個貝殼，一心要摘取滿天的星星，一半給他親愛的哥哥，一半給他慈藹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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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弟弟，道路是這般泥濘，我們怎麼能夠前進？啊，這是什麼城市，這市街是叫作什麼名字？我是疲倦，如在夢中一樣地拖拽着我底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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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同青年接近得多一點了，感覺到我國的封建的遺殘還很厲害，且一面有帝國主義的歷年的壓迫，因此他們對於思想及人物之有名或新生者有恐怖的受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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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大觀園裏的壓軸戲是劉姥姥罵山門。那是要老旦出場的，老氣橫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褲子後穿而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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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學習友邦的語言文字，已到中年，我又一度作小學生，與我一樣咿啞學習的同學，十之八九在白天都有服務的地方，並且很多有家，有兒女，一到夜晚，就聚在一個課堂裏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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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早起身，擡眼見屋瓦上一片雪白，卻並不是雪，而是厚厚的霜。我家堂前的一株老楓，被曉霜潤溼了，紅得分外鮮豔，正合着南朝宋代謝靈運的詩句“曉霜楓葉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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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愛這藏在榕樹蔭裏的小小的鐘。好似長在樹上的瓜大的果實，又好像山羊頸下的銅鈴，輕巧、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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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王冠撇棄，置於泥塗，任你用你底足尖加以踐踏罷。寒夜，當我們同在帳篷底一個斜角里的時候，風吹過沙漠，使我感覺了寒冷；你曾說，“俯下身來，靠近我底胸口，讓它給你一些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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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風吹來的時候，檐鈴就叮叮地響着了。古暗的生活啊！每一次聽了檐鈴曲，就默默地計算起來在這幽暗的屋子居留過多少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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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都變態了！一陣陣的濃雲；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還是青的，那簡直是鬼臉似的靛青的顏色。是煙霧，是灰沙，還是雲翳把太陽矇住了？爲什麼太陽會是這麼慘白的臉色？還露出了惡鬼似的雪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