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青与桃红》是我这个“安份”的作者所作的第一个“不安份”的尝试。

也许就是这点儿“不安份”吧，自从七十年代写成之后，就引起各种不同反应。

有人说它是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印象主义；有人说它是象征主义；有人说它是超现实主义；有人说它是后现代主义；有人说它是意识流。有人赞它；有人咒它。有人说它是色情的；有人说它写的性是根据精神分析。有人说根本看不懂；有人用它作为大学文学课的教材。有人说它是政治性的；有人说它是蔑视政治。

我不懂任何“主义”。我也不懂任何“意识”和流派。

我所奉行的是艺术的要求；艺术要求怎么写法，我就怎么写法。

我所追求的目标是写“人”──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政治、活在二十世纪的“人”。我也许没有成功，但那是我在创作《桑青与桃红》时所作的努力。

任何小说都有“事件”──外在的、内在的“事件”。那些“事件”也许是虚构的，也许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作者的工具，用来创造他的“小说世界”，而且是为他心目中的“人”而创造的，那个“小说世界”自有其天地，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现实世界”了。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虫》，它的世界就是作者特为它创造的，虽然其中一些细节也和我们“现实世界”相吻合。

某些中国同胞似乎对《桑青与桃红》小说中的“人”兴趣较小；而对其中某些特殊“事件”特别敏感。《桑青与桃红》的命运在海峡两岸都给判决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这些年我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西欧、北欧，以及美国朋友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在《桑青与桃红》中看到的是“人”，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流放的、疏离的“人”。就是在自己的乡土上，在自己的“家”中，人也可能自我流放、自我疏离。近年来，《桑青与桃红》突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荷兰、英国相继翻译出版；在波兰、罗马尼亚的重要文学刊物上登出；在美国由火炬出版社出版；在香港由华汉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全书；在台湾当年连载时曾被迫腰斩，后又遭禁销，现在也由汉艺色研出版了全书，而且是中文版本之中设计、印刷最精美的一本──这实在是个美丽的反讽！在《桑青与桃红》沉寂多年之后，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文字相继出版，这是我没料到的。

《桑青与桃红》在国内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时也是文学界一个突破。那一版只印出四部之中的三部。那三部都是在国内刊物发表过的。至于第四部，没在国内发表，我也就没收在书中。这也就是“自我审查”吧！那时的文学气候，初见阳光，阴晴未定。现在，感谢何志云先生与春风文艺出版社诸君子对这本“不安份”小说的兴趣和安排，将在国内出版全书。这将是《桑青与桃红》第十一个版本，包括其他各种文字版本。

《桑青与桃红》这本书并不重要。但是《桑青与桃红》在外流放之后，终于同时可以堂堂正正回到海峡两岸了。这个事实却是令人欣喜的。

一九八八年

爱荷华

冬日斜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