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青与桃红》第一部首页附有一张美国中西部的地图，是桃红写给移民局的第一封信的说明：

‘“我就在地图上那些地方逛。要追你就来追吧。反正我不是桑青。……到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一定的地方。我永远在路上。”’

这几句话所显示的当然是流放（ｅｘｉｌｅ）的主题。当我初读此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七零年代吧，满脑子都是流放和疏离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自我认同的困扰。读完此书后，我感慨万千，觉得自己又是桑青，又是桃红，但又与两者不尽相同（我毕竟还是男人）。我也是一个因留学而“自我放逐”在美国的中国人，虽生在大陆，但并不能认同大陆的中国，而对台湾的情结仍然是千丝万缕，后来拿到学位在美国教书的时候，竟然也发生了居留问题，心里无数次想写信给移民局官员解释并抗议，最后还是在一气之下，一走了之，到香港教书去了。（后来又重回美国，那是后话。）记得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找到了几张美国地图，我那时还不会开车，每次搭朋友的顺风车去各地旅游时，都自充看地图的向导，也就和地图结下了不解缘。因看美国地图而引起的疏离和无根感，与桃红的心态颇有些相似之处。

然而我当时毕竟太年轻；心目中并没有绘出桑青的地图──“祖国”的千山万水，大好河山，我虽有动乱时抗战逃难的记忆，但觉得它是梦魇，不愿意多想，却反而因“无根”而故意去研究美国文化，这是一种颇为矛盾的心理。看完了《桑青与桃红》，使我心中顿时又充实了很多，桃红虽在逃亡，后面还有想像中的追兵（移民局官员），但她也带回一个“她者”──桑青，因为这两个人物本是“双重性格”的同一人。我感到桃红的虚空是“虚”的，甚至是虚构的，而她的前半生──桑青的经历，才是扎扎实实的历史，是廿世纪中国知识份子颠沛流离的真实的见证。所以，我当时认为桃红向移民局交代的证据──桑青的日记──其实就是中国近代史。而移民局又有哪个官员真正懂得中文，更遑论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

于是，我似乎又从桃红转向桑青，从小说走回历史，开始研究中国了。然而，我又不能像大部份保钓运动的领袖一样，为了对台湾的不满而认同中共，作红色的梦。（我想桃红也可能走向这条路）。于是，我的另一个“认同危机”又应运而生了。

以上这些琐碎的回忆，只是为《桑青与桃红》作个见证，因为它为我这一代，和较早一代的留学生勾绘出一个动人的心路历程。那张美国地图，其实是有象征作用的，它表面上所标志的是美国的中西部，但是背后所显示的却是流亡美国的中国知识份子心目中的中国：它既是历史，也是神话。这一种从心理或文化角度对地理和空间的描述，目前文学理论家常用一个字来形容：“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重新绘制心目中的“地图”，也就是对原来的情境作一个新的解释。

真没有想到，《桑青与桃红》这本书也历尽沧桑，每次出版，似乎都引起一阵风波，而这本书的意义，也随时代的变迁而不同。因此，我也数次作诠释上的调整，不停的作“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七零年代初出版的时候，它的意义是政治性的。在《联合报》连载的中途被禁。在艺术上是“先锋”性的，因为它的叙事技巧和心理分剖方法，都和我们当时所读的西洋小说和文学理论不谋而合。对留学生读者而言，它又是“认同混淆”的见证和考验。到了八零年代，女权和女性主义抬头，这本小说又被视作探讨女性心理的开山之作。我记得读过一篇书评，是一位美国女权主义的学者写的，她批评“这本小说的思想还不够前进”，两女主角的“双重人格”心理问题，到了八零年代反而认为是老调了，当然，在这篇书评中，对于中国近代史只字不提，更谈不到知识份子的认同问题。然而，不知不觉之中，这本书仍然在冥冥之中牵引着我，使我认识它的作者聂华苓女士，而且在八零年代末期，竟然变成了她的女婿。记得我时常在周末从芝加哥开车到爱荷华，车上也带了地图，但开惯了，那条八十号公路，我了如指掌，那里可以停车加油，那里有麦当劳汉堡可吃，那里有好风景可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从芝加哥开车向西走，开始时路上有走不完的人和开不完的车，快过爱荷华边界时，人和车都少多了，四周的田野广阔无比，“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线在后面阖上了。一道又一道的地平线在前面升起来了。”我虽没有像桃红一样把车速开到每小时一百里，但心情却迥然不同，非但不感到失落，而且还颇为“落实”。也许，正如我对这段路的地图了如指掌一样，我对美国这块土地──特别是中西部，也开始有相当程度上的认同，而华苓似乎更是如此，她在八零年代所写的《千山外水长流》，就和《桑青与桃红》大异其趣。我们都在下意识之间作了另一次的“ｒｅｍａｐｐｉｎｇ”。

到了九零年代，使我最料想不到的是：几乎不约而同的，几位在美国大学教中国文学的教授朋友都采用这本小说作教科书，而研究亚美（Ａｓｉ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文学的学者，最后也“发掘”了这本小说并肯定它的价值。这一次，《桑青与桃红》又从“女性主义”走入所谓“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研究的领域。这个字原指犹太人流散移居到其他国家，目前的用法，似乎泛指从原籍国移居他国的移民。这个现象，在廿世纪末期更形显著，移民潮一波又一波，就美国而言，近廿年移民来的亚洲美国人，都变成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成员。这些新移民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与原来“祖国”的关系并没有隔断，而且来往频繁，因此，他们也都是“双语”和“双重文化”的实践者。于是，《桑青与桃红》又被视为这一方面的始作俑者，因为早在七零年代这本小说就在探讨移民问题了，而且，它所代表的正是“双重个性”所涵蕴的双重文化和语言。从散居移民的立场再来诠释这本小说，我再次领悟到桃红给移民局官员的信的特别意义：她是在向所在国解释为什么要从祖国离散。桃红写到第四封信时，又附了一张地图，但仍然无法解决她的认同和归宿问题，地图愈详尽，她愈失落。“到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一定的地方。”

然而，到了廿世纪末，离散和移居已成了常态，大家的身边和心里都携带了好几张地图，而且，交通方便，来来往往走多了，路也熬了，并不感到失落。如果桑青／桃红还活着，我想她也不致于感到隔绝了吧？说不定早已变成美国公民，在中、西部都买了房子定居，成家立业，也不需要再向移民局官员写信了，倒是会时常写信给大陆离散已久的亲戚朋友。

在这个世界性的移民大地图中，我们都是桑青与桃红的子孙。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这本小说终能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