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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认识了曾医生,虽然还不曾知道他的名字。那是因为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一个危险人物,危险到什么人都不敢惹,没饭吃没衣穿,也没屋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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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晚上,是这位可怜的妇人产下她第一个儿子后的第三夜。青白的脸色对着青白的灯光,她坐在一堆破棉絮内,无力地对一位中年男子——她底丈夫说道:“照我底意思做去罢,这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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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文吃过了晚饭,觉得非常无聊,阴闷的秋天一般的,走了两圈天井又回到书桌前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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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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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一个早晨,惠明先生的房内坐满了人。语声和扇子声混合着,喧嚷而且嘈杂,有如机器房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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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我现在正在由以养病为任务的一桩事上考验自己,要求胜利完成这个任务。在胃口方面和睡眠方面都已得到非常好的成绩,胃口可以得到九十分,睡眠八十分,现在最难的是气管,气管影响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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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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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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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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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仁先生: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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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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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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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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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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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编辑《莽原》时,看见论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投稿里,还有用“某校”字样和几个方匡子的,颇使我觉得中国实在还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国事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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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话剧)时间一九五一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星期日上午。地点北京某胡同,王立言家里。人物王立言——男,五十多岁。以前作过机关里的小职员,现在是街代表,知道些新社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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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旧作《马裤先生》(独幕话剧)时间解放前的某年某月某日。地点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东车站内,一节二等卧车里。人物马先生——男,四十岁左右,服装四不像,看来大概是某阔老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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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一晃儿十年了!)我的英语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也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的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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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二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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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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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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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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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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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过一篇短文,略论文艺与教育的关系。我的意思是教育者万不可忽视新文艺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新文艺的的确确是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凡欲知道青年思想,心理的,就没法把文艺割弃,而还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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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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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以他的对种种学问的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的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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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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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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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才活了短短的五十多年,我可已经见过好几种不同样的国旗了。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已经会说“爱国”两个字。那时候的国旗是黄布上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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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