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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的上半年，我没能写出什么东西来。不是因为生病，也不是因为偷懒，而是因为出游。二月里，我到广州去参加戏剧创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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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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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过广智院的人，从一九○四到一九二六，有八百多万；到如今当然过了千万。乡下人到济南赶集，必附带着逛逛广智院。逛字似乎下得不妥，可是在事实上确是这么回事；这留在下面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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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制度是一切制度里最好的，它能把人支使得不像人了，而把脑子严格的分成若干小块块。一块装历史，一块装化学，一块……比如早半天考代数，下午考历史，在午饭的前后你得把脑子放在两个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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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笔头已生了锈，因为粉笔老不离手。拿粉笔不是个好营生，自误误人是良心话，而良心扭不过薪水去。钢笔多么有意思：黑黑的管，尖尖的头，既没粉末，又不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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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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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刻一块图章，上边用这么四个字——“文艺学徒”。为什么呢？您看，每逢我写履历的时候，在职业栏中我只能填上“作家”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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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问你：“你喜欢西湖吗？”你一定回答说：“是的，我非常喜欢！”但是，倘若我问你说：“你喜欢后湖吗？”你一定摇一摇头说：“那里比得上西湖！”或者，你竟露着奇异的眼光，反问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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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们由福建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那时父亲还健在着，母亲正患着病。他们的年纪都早已超过了六十，所谓风烛之年，无时不在战栗着暴风雨的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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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回忆起往日，就怀念到寂寞，起了怅惘之感。在那矗立的松树下，松软的黄土上，她常常陪着我坐着，不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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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还没有从窗眼里爬进来，我已经钻出被窝坐着，推着熟睡的母亲；“迟啦，妈，锣声响啦！”母亲便突然从梦中坐起，揉着睡眼，静静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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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因为年幼善忘，或是因为不常见面，我最初几年中对父亲的感情怎样，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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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群众行为看起来，中国人是最残忍的民族。照个人行为看起来，中国人大多数是最无耻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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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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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兄：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海滨很有些贝壳，检了几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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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孔伯尼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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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司徒乔君的姓名还在四五年前，那时是在北京，知道他不管功课，不寻导师，以他自己的力，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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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先生：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的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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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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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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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艮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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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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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幕话剧）时间一九五一年冬，“三反”运动开始。星期日上午。地点北京某胡同，王立言家里。人物王立言——男，五十多岁。以前作过机关里的小职员，现在是街代表，知道些新社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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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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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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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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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学术方面，”他说：“先生的治学可以说是广博的，而且是以科学的方法。他不像一般人一样，被埋在书堆里，他是真正能够消化学问，而且能创造学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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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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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大致是重文轻武的，因此，“文弱”便有了赞美的意思；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中了状元，是最理想的人物与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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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五十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儿，四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