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孃家是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裏。村裏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警的。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於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外公外婆是什麼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爲他們早已去世。至於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工夫談論什麼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爲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以爲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我不知道母親年輕時是什麼樣子。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與我。我是“老”兒子。生我的時候，母親已有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但是，從我一記事兒起，直到她去世，我總以爲她在二三十歲的時節，必定和我大姐同樣俊秀。是，她到了五十歲左右還是那麼幹淨體面，倒彷彿她一點苦也沒受過似的。她的身量不高，可是因爲舉止大方，並顯不出矮小。她的臉雖黃黃的，但不論是發着點光，還是暗淡一些，總是非常恬靜。有這個臉色，再配上小而端正的鼻子，和很黑很亮、永不亂看的眼珠兒，誰都可以看出她有一股正氣，不會有一點壞心眼兒。乍一看，她彷彿沒有什麼力氣，及至看到她一氣就洗出一大堆衣裳，就不難斷定：儘管她時常發愁，可決不肯推卸責任。

　　母親除了去參加婚喪大典，不大出門。她喜愛有條有理地在家裏幹活兒。她能洗能作，還會給孩子剃頭，給小媳婦們絞臉——用絲線輕輕地勒去臉上的細毛兒，爲是化裝後，臉上顯着特別光潤。可是，趕巧了，父親正去值班，而衙門放銀子，母親就須親自去領取。我家離衙門不很遠，母親可還是顯出緊張，好像要到海南島去似的。領了銀子（越來分兩越小），她就手兒在街上兌換了現錢。那時候，山西人開的煙鋪，回教人開的蠟燭店，和銀號錢莊一樣，也兌換銀兩。母親是不喜歡算計一兩文錢的人，但是這點銀子關係着家中的“一月大計”，所以她也既靦腆又堅決地多問幾家，希望多換幾百錢。有時候，在她問了兩家之後，恰好銀盤兒落了，她饒白跑了腿，還少換了幾百錢。

　　拿着現錢回到家，她開始發愁。二姐趕緊給她倒上一碗茶——小砂壺沏的茶葉末兒，老放在爐口旁邊保暖，茶汁很濃，有時候也有點香味。二姐可不敢說話，怕攪亂了母親的思路。她輕輕地出去，到門外去數牆垛上的雞爪圖案，詳細地記住，以備作母親製造預算的參考材料。母親喝了茶，脫了剛纔上街穿的袍罩，盤腿坐在炕上。她抓些銅錢當算盤用，大點兒的代表一吊，小點的代表一百。她先覈計該還多少債，口中唸唸有詞，手裏掂動着幾個銅錢，而後擺在左方。左方擺好，一看右方（過日子的錢）太少，就又輕輕地從左方撤下幾個錢，心想：對油鹽店多說幾句好話，也許可以少還幾個。想着想着，她的手心上就出了汗，很快地又把撤下的錢補還原位。不，她不喜歡低三下四地向債主求情；還！還清！剩多剩少，就是一個不剩，也比叫掌櫃的大徒弟高聲申斥好的多。即使她和我的父親商議，他——負有保衛皇城重大責任的旗兵，也只會慘笑一下，低聲地說：先還債吧！

　　左方的錢碼比右方的多着許多！母親的鬢角也有了汗珠！她坐着發愣，左右爲難。看着炕上那一小堆兒錢，不知道怎麼花用，才能對付過這一個月去。

　　父親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爲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晚間，她與三姐抱着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舊的，櫃門的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着光。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母親含着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着淚接他回來。我不明白這都是什麼事，而只覺得與他很生疏。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因此，他們作事，我老在後面跟着。他們澆花，我也張羅着取水；他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裏，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麼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乾乾淨淨，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到如今爲止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儘管生活是這麼清苦，因爲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鬧脾氣。她單在雞蛋裏找骨頭。她是我家中的閻王。直到我入了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是的，命當如此。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她最會吃虧。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應。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她寧吃虧，不逗氣。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不知道哪裏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承繼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隻肥母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並不軟弱。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母親拉着哥哥與三姐坐在牆根，等着“鬼子”進門，街門是開着的。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着兒女。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着槍炮。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個性，也傳給了我。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看作當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麼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畫好的界限。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母親並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從那以後，我們一家人怎麼活了過來，連我們自己也難以說清楚，只說一件事吧：每逢伏天夜裏下暴雨的時節，我們就都要坐到天明，以免屋頂忽然塌了下來，同歸於盡。

　　是的，我們都每日只進兩餐，每餐只有一樣菜——冬天主要的是白菜、蘿蔔；夏天是茄子、扁豆。餃子和打滷麪是節日的飯食。在老京劇裏，丑角往往以打滷麪逗笑，足證並不常吃。至於貧苦的人家，像我家，夏天佐飯的“菜”，往往是鹽拌小蔥，冬天是醃白菜幫子，放點辣椒油。

　　家裏很窮，所以母親在一入冬季就必積極勞動，給人家漿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趕作新大衫等，以便掙到一些錢，作過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閒着。她幫助母親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兒——遞烙鐵、添火，送熱水與涼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掃地，和給竈王爺上香。我必須這麼作，以便母親和姐姐多趕出點活計來，增加收入，好在除夕與元旦吃得上包餃子！

　　快到年底，活計都交出去，我們就忙着籌備過年。我們的收入有限，當然不能過個肥年。可是，我們也有非辦不可的事：竈王龕上總得貼上新對聯，屋子總得大掃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經不齊全的銅活總得擦亮，豬肉與白菜什麼的也總得多少買一些。由大戶人家看來，我們這點籌辦工作的確簡單的可憐。我們自己卻非常興奮。

　　我們當然興奮。首先是我們過年的那一點費用是用我們自己的勞動換來的，來得硬正。每逢我向母親報告：當鋪劉家宰了兩口大豬，或放債的孫家請來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頭號“蜜供”，母親總會說：咱們的餃子裏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劉家和孫家的餃子必是油多肉滿，非常可口，但是我們的餃子會使我們的胃裏和心裏一齊舒服。

　　勞動使我們窮人骨頭硬，有自信心。她使兒女們相信：只要手腳不閒着，便不會走到絕路，而且會走得噔噔的響。

　　雖然母親也迷信，天天給竈王上三炷香，可是趕到實在沒錢請香的時節，她會告訴竈王；對不起，今天餓一頓，明天我掙來錢再補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夠掙來錢，使神仙不至於長期捱餓。我看哪，神佛似乎倒應當向她致謝、致敬！

　　長大了些，記得有一年除夕，大概是光緒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親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燒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裏，非常的白，緊接着飛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滅；先下來的滅了，上面又緊跟着下來許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還記着這個。我也的確感覺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