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羅成關。”

　　二十三歲那一年的確是我的一關，幾乎沒有闖過去。

　　從生理上，心理上，和什麼什麼理上看，這句俗語確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據一位學病理學的朋友告訴我：從十八到二十五歲這一段，最應當注意抵抗肺癆。事實上，不少人在二十三歲左右正忙着大學畢業考試，同時眼睛溜着畢業即失業那個鬼影兒；兩氣夾攻，身體上精神上都難悠悠自得，肺病自不會不乘虛而入。

　　放下大學生不提，一般的來說，過了二十一歲，自然要開始收起小孩子氣而想變成個大人了；有好些二十二三歲的小夥子留下小鬍子玩玩，過一兩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證。在這期間，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嚐嚐一向認爲是禁果的那些玩藝兒；既不再自居爲小孩子，就該老聲老氣的幹些老人們所玩的風流事兒了。錢是自己掙的，不花出去豈不心中鬧得慌。吃煙喝酒，與穿上綢子褲褂，還都是小事；嫖嫖賭賭，才真夠得上大人味兒。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鬱牢騷，此其時也，亦能損及健康。老實一點的人兒，即使事情得意，而又不肯瞎鬧，也總會想到找個女郎，過過戀愛生活，雖然老實，到底年輕沉不住氣，遇上以戀愛爲遊戲的女子，結婚是一堆痛苦，失戀便許自殺。反之，天下有欠太平，顧不及來想自己，殺身成仁不甘落後，戰場上的血多是這般人身上的。

　　可惜沒有一套統計表來幫忙，我只好說就我個人的觀察，這個“羅成關論”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取譬，我至少可以擡出自己作證，雖說不上什麼“科學的”，但到底也不失“有這麼一回”的價值。

　　二十三歲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報酬來講，不算十分的壞。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塊錢。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塊是可以當現在二百塊用的；那時候還能花十五個小銅子就吃頓飽飯。我記得：一份肉絲炒三個油撕火燒，一碗餛鈍帶沃兩個雞子，不過是十一二個銅子就可以開付；要是預備好十五枚作飯費，那就頗可以弄一壺白乾兒喝喝了。

　　自然那時候的中交鈔票是一塊當作幾角用的，而月月的薪水永遠不能一次拿到，於是化整爲零與化圓爲角的辦法使我往往須當一兩票當才能過得去。若是痛痛快快的發錢，而錢又是一律現洋，我想我或者早已成個“闊老”了。

　　無論怎麼說吧，一百多圓的薪水總沒教我遇到極大的困難；當了當再贖出來，正合“裕民富國”之道，我也就不悅不怨。每逢拿到幾成薪水，我便回家給母親送一點錢去。由家裏出來，我總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點錢去不能把自己快樂的與世界上的某個角落發生關係。於是我去看戲，逛公園，喝酒，買“大喜”煙吃。因爲看戲有了癮，我更進一步去和友人們學幾句，趕到酒酣耳熱的時節，我也能喊兩嗓子；好歹不管，喊喊總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頗好喝，湊上二三知己，便要上幾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時候，才正愛說話，說得爽快親熱，真露出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氣概來。這的確值得記住的。喝醉歸來，有時候把錢包手絹一齊交給洋車伕給保存着，第二日醒過來，於傷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羈之感。一次，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裏。好友盧嵩庵從柳泉居運來一罈子“竹葉青”。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罈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罈子已空。幹什麼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麼上了牀。牌必是沒打成，因爲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昇了。

　　也學會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過來，我永遠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費心去算計，而完全浪漫的把勝負交與運氣。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下家放的張兒，我只想象的希望來了好張子便成了清一色或是大三元。結果是回回一敗塗地。認識了這一個缺欠以後，對牌便沒有多大癮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時候我決不承認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張羅，我便坐下了。

　　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處的。喝多了酒可以受傷，但是剛醉過了，誰都不會馬上再去飲，除非是借酒自殺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還要往下幹，有一個人說“再接着來”，誰便也捨不得走。在這時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塊塊們給迷住，冷熱飢飽都不去管，把一切衛生常識全拋在一邊。越打越多吃煙喝茶，越輸越往上撞火。雞鳴了，手心發熱，腦子發暈，可是誰也不肯不捨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場小病的損失還要大得多。但是，年輕氣盛，誰管這一套呢！

　　我只是不嫖。無論是多麼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沒有答應過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這麼一點，以便自解自慰；什麼我都可以點頭，就是不能再往“那裏”去；只有這樣，當清夜捫心自問的時候纔不至於把自己整個的放在荒唐鬼之羣裏邊去。

　　可是，煙，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帶着點血！

　　那時候，婚姻自由的理論剛剛被青年們認爲是救世的福音，而母親暗中給我定了親事。爲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作個新人物不可，又恐太傷了母親的心，左右爲難，心就繞成了一個小疙疸。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時代使我成爲逆子。婚約到底是廢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病的初起，我只覺得混身發僵。洗澡，不出汗；滿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兩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藥，無效。夜間，我作了個怪夢，夢見我彷彿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的聽見大家的哭聲。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來了。

　　“先生”是位太醫院的，給我下得什麼藥，我不曉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曉得要藥方來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頭髮已全體與我脫離關係，頭光得像個磁球。半年以後，我還不敢對人脫帽，帽下空空如也。

　　經過這一場病，我開始檢討自己：那些嗜好必須戒除，從此要格外小心，這不是玩的！

　　可是，到底爲什麼要學這些惡嗜好呢？啊，原來是因爲月間有百十塊的進項，而工作又十分清閒。那麼，打算要不去胡鬧，必定先有些正經事作；清閒而報酬優的事情只能毀了自己。①——

　　①老舍作小學校長時，曾被學務局派往江蘇考察小學教育。1920年9月，老舍任京師郊外北區勸學員，又曾任京師公立北郊通俗教育講演所所長，北京教職員公會小學部委員等，所以他的報酬較優。

　　恰巧，這時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頓。我便辭了差。有的人說我太負氣，有的人說我被迫不能不辭職，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個教書的地方，一月掙五十塊錢。在金錢上，不用說，我受了很大的損失；在勞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書本，一天到晚接觸的都是可愛的學生們。除了還吸菸，我把別的嗜好全自自然然的放下了。掙的錢少，作的事多，不肯花錢，也沒閒工夫去花。一氣便是半年，我沒吃醉過一回，沒摸過一次牌。累了，在校園轉一轉，或到運動場外看學生們打球，我的活動完全在學校裏，心整，生活有規律；設若再能把菸捲扔下，而多上幾次禮拜堂，我頗可以成個清教徒了。①——

　　①過了“關”，老舍加入了基督教。據《中華基督教會年鑑》1924年第七期載：“舒舍予……年二十六歲，北京人，民國十一年領洗隸北京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曾任京師勸學員、南開中學教員，北京地方服務團幹事，觀任京師第一中學教員，缸瓦市中華基督教會主日學主任。”這時，他抱定了爲民爲國犧牲之念，更名“舍予”。基督教的博愛精神影響了老舍的一生。不久，因教會關係，由易文思介紹他去英國教書。

　　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我曾在校中國慶紀念會上說過：我願將“雙十”解釋作兩個十字架。爲了民主政治，爲了國民的共同福利，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耶穌只負起一個：爲破壞、剷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爲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

　　想起來，我能活到現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規律，差不多全是那一“關”的功勞；自然，那回要是沒能走過來，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二十三，羅成關”，是個值得注意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