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老舍自覺改造思想，力圖在創作上反映自己的新的思想境界。這是一代人痛苦、曲折的心靈歷史。本節正是老舍複雜痛苦的心靈歷史的真實記錄，從建國初到老舍生命終結止。爲了反映這個過程，本節不按時序安排。老舍從滿腔熱情地真誠改造始，到最終明白自己仍是個“資產階級老人”，總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他內心的無奈與焦急溢於言表，“改變思維方法”的思想改造運動令他難堪，令他不知所從，這正是他的痛苦與悲哀之所在。

　　解放後，我才明白了文藝須爲人民服務的道理，也就按照這個方針去進行寫作。這是個很大的收穫。有此理解，我纔不但改變了寫作的態度，而且改變了做人的態度。這就是說，我須站在人民裏邊，而不該高高在上，站在人民的上邊，像從前那樣——從前，雖然對人民也有同情，也想爲他們說話，但總以爲自己的文化水平比他們的高，見識比他們的廣，我須幫助他們，他們幫助不了我。到解放後，才慢慢明白過來，這種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是狂妄的。事實證明：有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創造纔有新社會的一切。作家除了接受黨的領導，和向人民學習，便很難寫出像樣子的作品。作家不應是替人民說話，而是應該向人民學習，說人民的話。看清楚這一點，人民與我自己的關係就有了很大的變化：人民應該是作家的良師益友，作家不該自高自大。替人民說話的態度，也就是舊小說裏俠客偶然替人民打抱不平的態度。一旦俠客而投靠“清官”，便變成了統治者的爪牙，如黃天霸了。說人民的話，可就不是這樣“玩票”的態度；必須在思想與感情上和人民一致，站在同一的立場上。

　　一、向人民學習

　　以我自己來說，我雖沒有什麼專門學問，可是究竟讀過一些書，而且會編寫一些故事。於是就覺得自己必定有些天才，也就不由地驕傲起來。一驕傲，就看不起人民，脫離羣衆。越重視書本，就越輕看現實生活；越自居天才，就越輕視人民的智慧。一來二去，把自己的知識和人民的知識隔離開來，以爲自己的知識是一般人民所不易得到的，而自己更無須去了解人民，從人民中吸收知識。這樣，自己的知識本極有限，而又不肯拜人民爲師，去豐富知識，特別是階級鬥爭的知識，所以作家便非狂傲不可了；不到狂傲無知的程度，便不易維持住自己的優越感了。我在解放後，纔有了這點認識。是嘛，看一看全國各處的從無到有的建設，就馬上會明白，每一項建設都需要多少知識呵，我們自己的那一點點知識真是滄海之一粟啊！再就革命來說，人民的鬥爭經驗是多麼豐富，黨的領導是多麼英明，我們在作品中反映了多少呢，反映得怎樣呢？這麼一想，就不該驕傲，並且應下決心向人民學習了。

　　二、爲人民服務

　　我生長在寒家，自幼兒即懂得吃苦耐勞。可是，我所受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即使我不曾拼命地去爭名奪利，可是也不肯完全放棄名利。這就是說，在舊社會裏，我雖沒有無恥地往高處爬，可是也不大明確自己究竟是幹什麼的。寫作是爲了什麼呢？想來想去，似乎還是爲了個人的名利，很難找到別的解釋。直到解放後，我才找到了正確的答案，知道了我應當爲人民服務。有了這個答案，我才真正認識了自己是幹什麼的，不該再在名利圈子裏繞來繞去了。

　　這樣，我就拼命去寫作了。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我對各種文藝形式都一視同仁，沒有值得寫和不值得寫的分別。我寫話劇，也寫戲曲；我寫論文，也寫相聲。在我看，米麥和雜糧各有各的用處，就都值得耕種；筆耕也是如此。

　　在寫作而外，我也參加許多社會活動和文藝團體的工作。有一次，一位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朋友善意地對我說：你爲什麼要參加那些活動和工作呢？你是作家，你應當專心寫作！當時，我沒有答辯，怕得罪了客人。可是，我心裏有數兒，知道自己是新社會的作家。我不能專顧個人的名利，去埋頭寫作；（那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必須到社會需要我的地方去。這要是擱在解放前，我必定感謝那位客人，而覺得忙於社會活動等等是不必要的。可是，這發生在不久以前，所以我感到心安理得，應該參加那些活動①。這個事例或者也足以幫助說明，把資產階級的個人名利思想放在第一位，則個人與新社會的關係沒法擺正，處處彆扭。反之，若把爲人民服務放在第一位，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水乳交融，親切愉快——

　　①老舍寫作而外有許多兼職，主要是：《說說唱唱》主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北京分會副主席。北京盲藝人講習所顧問。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北京市節約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印友好協會理事。政務院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顧問。北京市選舉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抗美援朝分會副主席。中朝友協副會長。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副團長。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北京市憲法草案討論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文藝》主編。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與亞非作家常設事務局聯絡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老舍曾對兼職過多表示過看法，“少叫我開會，多鼓勵我寫作”。對頻繁的社會活動，他其實內心是很苦惱的。

　　三、政治與藝術

　　舊社會的知識分子裏，有的自居清高，不問政治；有的關心政治，而以個人名利爲出發點，想升官發財。我大概應屬於前一類。不問政治使我感到清高，這也是一種優越感。在作人上我們都恥於巴結人，又不怕自己吃點虧。這樣，在那污濁的舊社會裏，就能夠獨立不倚，不至被惡勢力拉去作走狗。我們願意自食其力，哪怕清苦一些。

　　獨立不倚的精神，在舊社會裏有一定的好處。它使我們不至於利慾薰心，去趟混水。可是它也有毛病，即孤高自賞，輕視政治。莘田的這個缺點也正是我的缺點。我們因不關心政治，便只知恨惡反動勢力，而看不明白革命運動。我們武斷地以爲二者既都是搞政治，就都不清高。在革命時代裏，我們犯了錯誤——只有些愛國心，而不認識革命道路。細想起來，我們的獨立不倚不過是獨善其身，但求無過而已。我們的四面不靠，來自黑白不完全分明。我們總想遠遠躲開黑暗勢力，而躲不開，可又不敢親近革命，直到革命成功，我們才明白救了我們的是革命，而不是我們自己的獨立不倚！從而都願隨着共產黨走，積極爲人民服務，關心政治，改造思想。

　　正因爲我一向不關心政治，所以今天我寫不出政治性強烈的作品來。不錯，看到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我的確有了政治熱情。可是，政治熱情只能是創作的鼓動力量，而不能代替政治鬥爭經驗，也不能代替對政策方針的正確認識。政治熱情促使我欲罷不能地去寫作，可是寫什麼呢？這就成了問題。

　　要描寫今天的社會，而不知道今天的政治，就連一個人物也寫不出來。這是我的經驗之談。看吧，以前的沿街打小鼓、收買舊貨的，不是講究買死人、賣死人嗎？今天他們怎樣了？他們有的已改爲沿街代廢品公司收貨、公平交易的服務員了！他們怎麼變的？是自發的？不是！在他們的改變過程中有許多許多政治工作。好啦。想想看，作家而不關心政治，找不到打小鼓的如何改造的來龍去脈，怎麼去創造這類的人物呢？打小鼓的如是，理髮師也如是！一切人都如是！光提藝術性怎能解決問題呢？這個人進步，那個人落後，拿什麼作標準？還不是政治覺悟？這樣，今天要談藝術性，就首先應該談政治性。藝術應該爲政治服務，而且非此不可。除非我們看明白新社會的政治力量與影響，我們就無法明白每個人與社會的正確關係，也就寫不出人物來。寫不出人物就沒有藝術性。我們不能再用舊眼光看何謂藝術。每個人，在今天，都受了程度不同的政治思想教育，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按照老一套的創作方法，怎能夠寫出反映出今天的現實的作品呢？政治是理解新社會生活的鑰匙。

　　我想：一個作家若能夠克服知識分子的狂傲的優越感而誠誠懇懇地去向人民學習；丟掉資產階級的名利思想，而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並且勤懇地學習政治，改造自己，或者纔可以逐漸進步，寫出一些像樣子的作品來。

　　四、找到自己位置①

　　我雖然同情革命，但我還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並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對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寫出有價值的東西的——

　　①這是1966年春老舍與英國人斯圖爾特·格爾德、羅瑪·格爾德的談話（舒悅譯）。是他對自己一生思想、對中國革命認識的總結。這裏有老舍深刻的歷史反思，有一絲幾乎從未有過的對自己的信心不足。

　　我寫過《駱駝祥子》。那是因爲，那時的世界是一個人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自己位置的世界。那時人與人的關係很明顯，界線劃分得十分清晰，有人一貧如洗，有人富甲天下；有人被剝削，有人剝削人。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作家可以描寫這些現象，就像一個人可以用相機把它們照下來一樣。祥子不一定真的像我寫的那樣感覺和思想，但當我創造這個人物時，我可以設身處地，想象如果我在祥子的位置上，我會怎樣做。這種經驗是讀者也可以分享的，讀者可以想見自己拉着洋車，而不是坐在洋車上。任何沒到過北京的外國人也可以想象自己在同樣處境下的感覺。

　　從寫作角度看，那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情景，貧富差距十分明顯，飢餓和疾病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而那些應該負責的人卻對此漠不關心。在中國，一個被接受的現實是千百萬人生存的價值就像一羣牲畜，他們存在的理由僅僅在於爲少數人服務，他們是消耗品，他們的性命一文不值。一些外國人也不把中國人當做和他們自己有一樣情感，一樣痛苦或悲傷的人類看待。

　　在那種時代，你要麼和那些認爲社會現實是自然秩序的人同流合污，要麼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面。這就是革命的實質。如果你相信普天下四海之內皆兄弟，那你也就沒什麼別的選擇了。你就是一個革命者了，你就會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了。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就都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了，我們也不是科學的改革家。當年參加五·四運動時，毛澤東並不是共產黨人，他也不可能是。當時，中國沒有人知道共產主義。但對毛澤東和我們大家來說，當時的狀況已經發展到讓人無法忍受了。革命開始喚起了大衆對自身處境的認識，他們被外國列強踢進了苦難深淵。從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列強並不是中國統治階級的敵人，而是他們的同盟。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丘之貉。

　　所以，我們必需先趕走那些剝削和欺辱中國人的外國人，然後再回過頭來對付那些依仗洋槍洋炮、做着同樣壞事的中國人。

　　革命的第一階段是愛國主義的。第二階段是愛國主義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反動派的勝利。所有人都能理解所發生的事情，連沒有文化的祥子都能明白。現在，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重點是要改變思維方法，而不是改變生活條件了。

　　我能理解爲什麼毛澤東希望摧毀舊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但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無法描寫這一斗爭。我也無法和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學生一樣思維或感受世界，他們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待世界的。

　　你們大概覺得我是一個六十九歲的資產階級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總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們這些老人不必再爲我們的行爲道歉，我們能做的就是解釋一下我們爲什麼會這樣，爲那些尋找自己未來的青年人揚手送行。我們把描寫新社會的任務也移交給青年一代，他們可以根據他們的經驗改造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