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

　　這次，到臺灣去，在老舍先生的有關問題上，發現臺灣人對老舍之死普遍感興趣，但所知甚少，基本上仍停留在我們十多年前的認識水平上，所爭論的問題，也是我們早已解決了的。

　　在臺北《中央日報》副刊舉行的兩岸文學座談會上，臺灣作家姜穆先生髮言，說他一直認爲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殺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後腹中無水；二、腳下無泥；三、鞋襪都在岸上，結論是他並非投水自殺，而是被謀殺之後將屍體運來擺在了太平湖邊。

　　我當時在會上說：這個問題早已有了一致的看法，大背景是“文革”的殘酷迫害，具體死因是投水自殺。我舉了五點理由，略加說明，並說我寫過兩篇比較詳細的文章，可以參考，一篇叫《父親最後的兩天》，另一篇叫《死的呼喚》，後來又編了一本專門的書，叫《老舍之死》，說得更爲詳盡，臺灣方面也早就有了盜印本。

　　會上沒有來得及展開討論。看來，我並沒有說服姜穆先生。我回北京之後，看到他在《中央日報》長河版發表了一篇題爲《被“文革”烤“文火”——老舍真是自殺？》的文章，還是重複了“他殺”的說法，這才使我覺得，問題並非那麼簡單，還是有再討論的必要。

　　其實，“他殺”和“自殺”的討論之所以必要，與其說對解開老舍之死的迷至關重要，還不如說，這個問題的解決對了解老舍這個人更有意義。

　　冰心先生如是說

　　——特質

　　一次，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

　　“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

　　我問：“您怎麼知道？”

　　她不假思索地說：“他的作品裏全寫着呢，好人自殺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裏的第二代，祁天佑老爺子，受辱後，沒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門外，一頭扎進護城河裏。

　　像《茶館》裏的王掌櫃，受盡人間折磨之後，說了一串耐人尋味的話，諸如對小孫女說：“來，再叫爺爺看看！”“跟爺爺說再見！”“萬一我晚上就死了呢！”最後上吊而亡。

　　像《貓城記》裏的小蠍和大鷹，後者把自己的頭割下懸在大街上，爲了喚醒羣衆。

　　像《火葬》裏的王排長和石隊長，前者重傷後舉槍自盡，後者用盡了子彈，放火自焚。

　　像《四世同堂》裏的錢太太，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賢妻良母，丈夫被捕，兒子一個陣亡一個被害，她不哭，不說話，一頭碰死在兒子的棺材上。

　　像《老張的哲學》，這是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它的時候，作者不過二十六歲，它的女主人翁，叫李靜，是一位可愛的文靜姑娘，最後也是自殺而死。

　　在寫李靜自殺之前，小說中有這麼一段伏筆：

　　“人們當危患臨頭的時候，往往反想到極不要緊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盡的對着水不但哭，笑，而且有時候問：宇宙是什麼？生命是什麼？……那自問自答的結果，更堅定了他要死的心。”

　　這裏說的是自盡，而且偏偏是跳河。

　　冰心先生的話極對，極準確。她深知老舍先生。他們是老朋友，知根知底的。

　　一個作家的作品中主人公的命運和他本人的命運，當然，用不着去劃等號；但是，這些描寫畢竟是他本人思緒的事物，所以，作家本人的身世往往會在他筆下的人物身上找出某些痕跡來，這倒是不容忽視的參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作品便是作家本人的腳印，表面上並不連續，顯得雜亂無章，東一個西一個，但總體上看，可以覓出一個大概的走向。

　　從這個角度上看，作品是作家命運的相當可靠的“預報器”。

　　不連貫的軌跡也好，命運預報器也好，作品中的對應點對作家的研究者來說，都太有用了。

　　畢竟，作品是作家身外的第六感，它們來自他，由他而生，和他有着看不見摸不着而確實存在的內在的聯繫線。

　　這就是要注意作品的提示性的原因。

　　氣節、身諫、投水、殉難

　　——哲學

　　如果仔細找的話，在老舍先生的自述中，主要是散文、書信中，還可以找到不少獨白性的自我描述。

　　這些獨白，是地地道道的他的思想的反映，是他的生死觀，是他的人生哲學。

　　這些獨白極爲重要，實際上，是理解老舍結局的鑰匙。

　　一九四一年，抗戰中，文人們建議設詩人節，還真成功了，爲此老舍先生寫了一篇題爲“詩人”的小文，發表在當年五月卅一日的《新蜀報》上。這裏面有這麼一段話，是談詩人特質的：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進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與聖哲相同，恐怕就不屑於，或來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爛，或見人必須作揖問好了。所以他被稱爲狂士、爲瘋子。這狂士對那些小小的舉動可以無關宏旨而忽略，叫大事就一點也不放鬆，在別人正興高采烈，歌舞昇平的時節，他會極不得人心的來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歡，他會痛哭流涕。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這最後一句話，簡直是在說他自己了——及至社會上真有了禍患，他會以身諫，他投水，他殉難！

　　實在是太準確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見過不少好心的朋友，他們對我說：老先生性子太暴，其實，忍一忍，躲一躲，過了那可怕的幾天，也就闖過來了。

　　聽到這兒，我總是直截了當地反駁道：您不瞭解他，不會的，他必死無疑。活過了八月二十四，活不過九月二十四，活過了九月二十四，活不過第二年的九月二十四！

　　他的氣質，他的性格，他的信念，決定了他的命。

　　一九四四年，抗戰最艱苦的時候，日軍欲從貴州獨山方向包圍偷襲重慶，重慶方面譁然，紛紛準備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友人蕭伯青問老舍：“您怎麼辦？”他脫口而出：“北面就是濤濤的嘉陵江，那裏便是我的歸宿！”

　　此話傳出後，朋友們紛紛寫信來詢問虛實，老舍先生在給王冶秋先生的信中是這麼回答的：

　　“跳江之計是句實談，也是句實話。假若不幸敵人真攻進來，我們有什麼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說可同他的家眷暫避到廣安去。廣安有什麼安全？絲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爲妙；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

　　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

　　這是中國有氣節的文人的一個含淚的慘笑，俏皮，悲壯，悲憤，十足的老舍味兒。

　　千萬不要以爲老舍先生是一個輕視性命的人，似乎動不動就要捨去了自己的生命。不是這樣。大敵當前，他是準備拼命的。他的這種誓言，可以找到幾十萬字！誰都知道，他是最大的“抗戰派”，而且是個拚命的務實的抗戰派。他舍妻棄子隻身逃出濟南，來到武漢、重慶，投入抗戰的洪流中，當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總負責人，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想家想親人，暗暗地落淚。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深夜十點寫給陶亢德先生的信裏說：

　　“我想念我的妻與兒女。我覺得太對不起他們。可是在無可奈何中，我感謝她。我必須拚命地去作事，好對得起她。男女間的關係，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爲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於妻，妻不屬於夫，他與她都屬於國家。”

　　這樣的信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對生活的眷戀，是生命的讚歌。

　　當這樣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說他要去自殺時，顯然，是發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佔據了他的整個腦海。

　　這事，便是氣節。

　　老舍先生有一段類似格言的話，寫在抗戰剛剛結束時，發表在一篇叫作《癡人》的短文裏：

　　“誰知道這點氣節有多大的用處呢？但是，爲了我們自己，爲了民族的正氣，我們寧貧死，病死，或被殺也不能輕易地丟失了它。在過去的八年中，我們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與威脅利誘都看成仇敵，就是爲了那一點氣節。我們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幹出來的啊！”

　　這老舍式的格言真的伴隨着老舍先生自己走完了他的一生，爲他的生命劃下了一個完整的圓圓的句號。

　　是非判斷、獨立思考

　　——前提

　　氣節也好，投水也好，殉難也好，身諫也好，前提是是非判斷，而是非判斷的前提是獨立思考：舍此便沒有一切。

　　老舍先生是“文革”最早的殉難者之一。

　　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早，他能看出有問題嗎？

　　要知道，當時絕大部分人對“文革”是看不清楚的，相反，都心悅誠服地，虔誠地跟着毛澤東走，以爲自己是錯的，以爲自己寫的東西是毒草，自己需要徹底的改造。在作家羣中大概只有茅盾先生，憑藉他的豐富黨內經歷，有不同的是非判斷，斷然採取了不參加、不合作的態度。他的老資格地位對他也有天然的保護作用。他的情況可以算是少而又少的例外了。

　　那麼，老舍先生呢？

　　他從一開始就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對“文革”持斷然不同的看法。

　　這很奇特。

　　但，這是事實。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是星期日，這一天，我回過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親有過一次認真的談話。

　　這一天，離他挨鬥的八月二十三日只相隔兩天，離他自殺的八月二十四日只相隔三日。

　　認真，是指內容；形式上還是隨便的，是地道的家庭式的聊天。

　　我，那一年，已經三十一歲，大妹二十九歲，我們和父親的談話是大人和大人之間的談話。我們在父親眼裏，從來都是孩子；但是，在外表上，他從來都不把我們當孩子，這大概是他受外國的影響，早早地就以一個平等的身份對待我們，和我們行握手禮，直呼我們的學名，不再叫小名，好像暗示給我們，你是一個獨立的存在，我尊重你。

　　他這個“五四”時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他的名言是：

　　“不許小孩子說話，造成不少的家庭小革命者。”

　　那天的談話是由“紅衛兵”上街“掃四舊”做起的。“八·一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掃四舊”風起雲涌。我們便談些街上的事情給父親聽，譬如說王府井大街老字號的店匾已被砸，連“四聯”理髮店裏的大鏡子都被學生帖上了大白紙，不準照，理髮照鏡子都成了資產階級的臭毛病。

　　舒雨說：“爸，您還不把您的小玩藝先收起來。……”

　　小玩藝者，擺在客廳寶多閣裏小古董小古玩也，它們可能也是“四舊”吧。

　　父親不容她說下去，斬釘截鐵地，大聲地，一字一蹦地，說了五個字：“不，我絕不收！”

　　以後的話，都是他的。

　　思緒由他頭腦中飛出，連連續續，大概是深思熟慮的，觀點非常鮮明，並不費力，好像廚房中備好的菜餚，一會端出一盤來。我和大妹只有接受的份兒，完全無法插嘴。在他這段思想和那段思想之間便出現了冷場，房裏安靜得有些異常，反而加深了我們的印象。

　　“是誰給他們的權力？”

　　……

　　（他明知故問，是誰發動了“紅衛兵”。他是在問嗎？不，他在怒，他在反抗！）（而且，這樣問，也是犯大忌的，這也明明白白的。）

　　“歷史上，外國的文化大革命，從來都是破壞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損害。”

　　……

　　“又要死人了！”

　　……

　　“尤其是那些剛烈而清白的人。”

　　他說了兩位他的老朋友的故事，都是真實的故事。

　　一位死於“三反五反”運動，另一位死於“鎮反”運動。他說的時候有名有姓，可惜，我們都記不住，好像一位姓紀，都是並沒有正式反到他們身上，只是有了一點點端倪，也就是剛剛對他們有所暗示，有所懷疑吧，結果，兩位都是在各自回家的路上，一頭栽進了什剎海。

　　都是自殺。

　　都是投水。

　　都是身諫。

　　都是殉難。

　　都是剛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議。

　　什麼叫聽者無心，說者有意？

　　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這方話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實，便是如此。

　　湊巧得很，父親失蹤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訴了大妹，我們交換了眼光，我們偷偷地交換了看法：他去了。

　　因爲，我們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說過的話。他等於已經告訴了我們。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裏找到了他的屍體。

　　他的衣服、手杖、眼鏡都整齊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着蘆葦葉和水草走向湖水，讓湖水吞沒了自己，嗆水而亡，離岸邊大概也不過十米遠。他的口袋裏有他的名片，寫着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鐘起，便絕對相信：他在受盡一天一夜的殘暴毆打奇恥大辱和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剛烈的直接反抗之後，投水自殺。

　　沒有第二種選擇。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種選擇，那絕不是他！

　　因爲，他已經把事情看穿了。

　　因爲，他早已爲自己設計好了結局。

　　他曾到過什剎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機會訪問了一位回教領袖，馬鬆亭大阿訇，他告訴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

　　馬鬆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誼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濟南。抗戰時，馬阿訇主持重慶大清真寺的教務，並組織回教救國協會，和老舍先生也發生過很密切的交往。應回教救國會的請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創作了話劇《國家至上》，曾在後方許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員張瑞芳曾被回民親切地叫作“我們的張瑞芳”。馬鬆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思緒低落，生活處境也很淒涼。“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悶坐在河邊，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來到什剎海岸邊，悶悶不樂地坐到黃昏。突然，一擡頭，他看見老舍先生獨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邊迎面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開口，就讓馬������0� ]�H����|����　“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着了！”老舍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窩子。面對多年不見的老兄弟，他完全無顧忌，反而能對面直說。

　　馬老人無言以對，站起來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說：“你們回家吧，我走啦……”

　　什剎海離家還有一段距離，除非專門來，並不順腳。老舍先生是專門來的。

　　他似乎在選擇自己的歸宿地。

　　他記得他的剛烈而清白的兩位殉難老朋友的選擇。

　　馬老人和夫人的回憶使我震驚，當風暴還未刮到他的頭上時，他已經做好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切準備，包括方式、地點。

　　馬鬆亭大阿訇的回憶實在是厲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謎團裏的那最後一點殘霧徹底的吹散了。

　　它說明，投水只不過是最後的一筆，圖畫的大框架卻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說明，人比動物不知道要偉大多少，因爲人能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說明，就是沒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鬥，悲劇的結局也是註定了的。

　　它說明，士不可辱和寧折不彎並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只因爲，他是一個極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災難，不光是對他一個人的災難。

　　他最後選擇了太平湖，一個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漁民養魚和打魚的地方。他對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這一帶當北郊勸學員，專門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辦公處便離太平湖很近。這段經歷讓他日後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三十年代，他替老母親在和太平湖相對應的城根兒裏買了一所房子，十間大北房，外加一個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在太平湖北面建了新校舍，他在那裏作兼職教授，給中文系的學生講過小說課。這裏很安靜，沒有遊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難者。當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聞訊而來，消息迅速傳遍北城。繼老舍先生之後，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難者的盛地，連續幾日，每天幾十人往裏跳。

　　這一切，都是旁人無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得知這一消息後，放聲痛哭過，國外的文學家率先寫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說，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甚至準備給他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可是，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實現了他的哲學——當發生禍患時，身諫，投水，殉難。

　　這個悲壯而悽慘的選擇，至今，還震撼着人們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想起來便黯然淚下……並在酸楚中終於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