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小的時候，我因家貧而身體很弱。我九歲才入學。因家貧體弱，母親有時候想叫我去上學，又怕我受人家的欺侮，更怕交不上學費，所以一直到九歲我還不識一個字。說不定，我會一輩子也得不到讀書的機會，因爲母親雖然知道讀書的重要，可是每月間三四吊錢的學費，實在讓她爲難。母親是最喜臉面的人。她遲疑不決，光陰又不等待着任何人，荒來荒去，我也許就長到十多歲了。一個十多歲的貧而不識字的孩子，很自然的是去作個小買賣——弄個小筐，賣些花生，煮豌豆，或櫻桃什麼的。要不然就是去學徒。母親很愛我，但是假若我能去作學徒，或提籃沿街賣櫻桃而每天賺幾百錢，她或者就不會堅決的反對。窮困比愛心更有力量。

　　有一天，劉大叔偶然的來了。我說“偶然的”，因爲他不常來看我們。他是個極富的人，儘管他心中並無貧富之別，可是他的財富使他終日不得閒，幾乎沒有工夫來看窮朋友。一進門，他看見了我。“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他問我的母親。他的聲音是那麼洪亮（在酒後，他常以學喊俞振庭的金錢豹自傲），他的衣服是那麼華麗，他的眼是那麼亮，他的臉和手是那麼白嫩肥胖，使我感到我大概是犯了什麼罪。我們的小屋，破桌凳，土炕，幾乎受不住他的聲音的震動。等我母親回答完，劉大叔馬上決定：“明天早上我來，帶他上學！學錢和書籍，大姐你都不必管！”我的心跳起多高，誰知道上學是怎麼一回事呢！

　　第二天，我像一條不體面的小狗似的，隨着這位闊人去入學。學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離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廟裏。廟不甚大，而定滿了各種氣味：一進山門先有一股大煙味，緊跟着便是糖精味（有一家熬製糖球糖塊的作坊），再往裏，是廁所味，與別的臭味。學校是在大殿裏。大殿兩旁的小屋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裏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黃布擋着，供桌上擺着孔聖人的牌位。學生都面朝西坐着，一共有三十來人。西牆上有一塊黑板——這是“改良”私塾。老師姓李，一位極死板而極有愛心的中年人。劉大叔和李老師“嚷”了一頓，而後叫我拜聖人及老師。老師給了我一本《地球韻言》和一本《三字經》。我於是就變成了學生。

　　自從作了學生以後，我時常的到劉大叔的家中去。他的宅子有兩個大院子，院中幾十間房屋都是出廊的。院後，還有一座相當大的花園。宅子的左右前後全是他的房產，若是把那些房子齊齊的排起來，可以佔半條大街。此外，他還有幾處鋪店。每逢我去，他必招呼我吃飯，或給我一些我沒有看見過的點心。他絕不以我爲一個苦孩子而冷淡我，他是闊大爺，但是他不以富傲人。

　　在我由私塾轉入公立學校去的時候，劉大叔又來幫忙。

　　我記得很清楚：我從私塾轉入學堂，即編入初小三年級，與莘田同班。我們的學校是西直門大街路南的兩等小學堂。下午放學後，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義》或《施公案》。出錢總是他替我付。不久，這個小學堂改辦女學。我就轉入南草廠的第十四小學。

　　劉大叔的財產已大半出了手，他是闊大爺，他只懂得花錢，而不知道計算。人們吃他，他甘心叫他們吃；人們騙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財產有一部分是賣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騙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聲照舊是洪亮的。

　　到我在中學畢業的時候，他已一貧如洗，什麼財產也沒有了，只剩了那個後花園。不過，在這時候，假若他肯用心思，去調整他的產業，他還能有辦法叫自己豐衣足食，因爲他的好多財產是被人家騙了去的。可是，他不肯去請律師。貧與富在他心中是完全一樣的。假若在這時候，他要是不再隨便花錢，他至少可以保住那座花園，和城外的地產。可是，他好善。儘管他自己的兒女受着飢寒，儘管他自己受盡折磨，他還是去辦貧兒學校、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忘了自己。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和他過往最密。他辦貧兒學校，我去作義務教師。他施捨糧米，我去幫忙調查及散放。在我的心裏，我很明白：放糧放錢不過只是延長貧民的受苦難的日期，而不足以阻攔住死亡。但是，看劉大叔那麼熱心，那麼真誠，我就不顧得和他辯論，而只好也出點力了。即使我和他辯論，我也不會得勝，人情是往往能戰敗理智的。

　　（1924年，）劉大叔的兒子死了，而後，他的花園也出了手。他入廟爲僧，夫人與小姐入庵爲尼。由他的性格來說，他似乎勢必走入避世學禪的一途。但是由他的生活習慣上來說，大家總以爲他不過能念念經，佈施佈施僧道而已，而絕對不會受戒出家。他居然出了家。在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他也嫖也賭。現在，他每日一餐，入秋還穿着件夏布道袍。這樣苦修，他的臉上還是紅紅的，笑聲還是洪亮的。對佛學，他有多麼深的認識，我不敢說。我卻真知道他是個好和尚，他知道一點便去作一點，能作一點便作一點。他的學問也許不高，但是他所知道的都能見諸實行。

　　出家以後，他不久就作了一座大寺的方丈。可是沒有好久就被驅逐出來。他是要作真和尚，所以他不惜變賣廟產去救濟苦人。廟裏不要這種方丈。一般的說，方丈的責任是要擴充廟產，而不是救苦救難的。離開大寺，他到一座沒有任何產業的廟裏作方丈。他自己既沒有錢，還須天天爲僧衆們找到齋吃。同時，他還舉辦粥廠等等慈善事業。他窮，他忙，他每日只進一頓簡單的素餐，可是他的笑聲還是那麼洪亮。他的廟裏不應佛事，趕到有人來請，他便領着僧衆給人家去念真經，不要報酬。他整天不在廟裏，但是他並沒忘了修持；他持戒越來越嚴，對經義也深有所獲。他白天在各處籌錢辦事，晚間在小室裏作功夫。誰見到這位破和尚也不會想到他曾是個在金子里長起來的闊大爺。

　　（1939年，）有一天他正給一位圓寂了的和尚唸經，他忽然閉上了眼，就坐化了。火葬後，人們在他的身上發現許多舍利。

　　沒有他，我也許一輩子也不會入學讀書。沒有他，我也許永遠想不起幫助別人有什麼樂趣與意義。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確相信他的居心與苦行是與佛極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現在我的確願意他真的成了佛，並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領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樣！

　　他是宗月大師。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願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可是，我也願意升學，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學，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偷偷的考入了師範學校——制服，飲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只有這樣，我纔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入學，要交十圓的保證金。這是一筆鉅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鉅款籌到，而後含淚把我送出門去。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當我由師範畢業，而被派爲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閤眼。我只說了句：“以後，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我入學之後，三姐結了婚。母親對兒女是都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爲自父親死後，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爲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曆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可是，她掙扎着，咬着嘴脣，手扶着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她還須自曉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中學的時期①是最憂鬱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曆，舊曆的除夕必須回學校去，不準請假。姑母剛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

　　①老舍小學畢業後先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學。半年後因經濟困難退學。後來才考入花費少的北京師範學校。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它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譁。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它從個神祕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裏。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着走到街門。摸着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才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着。他先問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着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着一枝紅燭坐着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你買的雜拌兒，剛纔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精神。

　　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方唯一先生①。方先生的字與文造詣都極深，我十六七歲練習古文舊詩受益於他老先生者最大。在五四運動以前，我雖然很年輕，可是我的散文是學桐城派，我的詩是學陸放翁與吳梅村。他給我一副對子。這一副對子是他臨死以前給我寫的，用筆運墨之妙，可以算他老人家的傑作。在抗戰前，無論我在哪裏住家，我總把它懸在最顯眼的地方。我還記得它的文字：“四世傳經是謂通德，一門訓善惟以永年。”——

　　①方唯一（1914—1917），名還。北京師範校長。時有江南文壇巨匠之譽。三十年代初逝世。他待老舍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