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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基是我受影響最大，得益最多，而且最敬愛的一個作家。當從報紙上得到他的病訊的時候，我正應一個朋友的邀約，準備到杭州去作一個短時間的旅行，爲了掛念這病着的大作家，我帶了兩本最心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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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痛和快樂我逡巡在苦痛和快樂的邊沿上，小心地邁着我的腳步；原以爲它們中間有遙遠的距離，不曾想它們卻是那麼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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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晨，當雲雀飛翔在空際，新晴的天色照着黎明底彩霞的時候，我是悵然了，如同由一個夢裏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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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接着一天，流過去了。我們應當因這而感激吧？除此，我們還能有什麼感激的呢？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是懶惰的；太陽沉落的時候，我們是憂愁的……太陽沉落以後呢？我們底夢是一個平安的夢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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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我的母親，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寧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麼名字！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時代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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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同時被捕的幾個“難兄難弟”，關於他們的生平，我已和諸君談過了。最後要談到我們的一個“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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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着的中國。當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見着船漸漸的離岸了，船與岸間的水面漸漸的闊了，見着許多親友揮着白巾，揮着帽子，揮着手，說着Adieu，Adieu！①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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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算命先生最善於替人家“看日子”。討老婆，出殯，安葬，開工等等都要挑選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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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和弟弟面相的相肖，多少人都生着可笑的誤會，就是有一點熟的人，有的時候也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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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沒有看見過上海麼？就是那邊，你看，那一派紅光。那不是火，傻孩子，那不是我們那裏燒山的野火，那是那個不眠的大城冒出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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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運緊緊地包住他，不幸一件一件地發生：父來死了，母親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終日悲傷着，煩惱着，可是在事實上一點用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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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修有許多的困難，這是實在的。但這些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第一，我們要有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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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無曆日。”這是一句古話，然而我在山中卻把歷日記得很清楚。我向來不記日記，但在山上卻有一本日記，每日都有二三行的東西寫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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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的食糧以稻米爲主。“八一三”後，米糧的問題，一天天的嚴重起來。其初，海運還通，西貢米、暹羅米還不斷的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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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才踏上了中年的邊沿，也深深地感覺到舊日的相識者成爲古人了已經是過多。在這個歲月中想活下去自然是不容易的事，可是像我這樣只有窄小的友羣的人在兩三個月中便以警惕來聽受三四個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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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北京大學第二十二週年的紀念日。承校長蔡先生的好意，因爲我不日就要往歐洲去了，招我來演說，使我能與諸位同學，有個談話的機會，我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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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黃昏，我攜着我底孩子逃了出來。孩子非常慌張，他還沒有他底力量；至於我，我卻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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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是沉重的，江面如同掛起了一層純白的罩紗，夜航的小船掛着紅燈，在白色的霧裏時隱時現，好像是失眠的人勉強地睜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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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們不能和娼優隸卒成爲伍。讀書人不勞動，勞動人爲苦力人，所以我國讀書人不肯打掃自己房間，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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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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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的紅的光和綠的光向我的身上撲來，待傾斜着軀體躲避時，才陡地想到行爲的可笑，因爲是正安適地倚坐在車上層的近窗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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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您說說……我幹了五年……哪一天我不是早到晚歸？……不能辭了我……公司的事又不是不好……就是，就是您給我減點薪我也得幹——”這一個月裏，幾乎每天他都要這樣地說着，有時候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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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兄：六月前接到你寄給我的《新青年》，直到今天才能寫信說聲“多謝”，也就荒唐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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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也是有主人的。對於有些人這是世紀末；對於另外一些人這也許是世紀初——黃金時代的開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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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草原集之三）我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年了。每到夜深時，便有小販們的包子、燒餅之叫賣聲，打破了黑暗沉寂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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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這兩個字真是掛在我們嘴邊兒上的。我們說，“你這個主意很好。”“你這篇文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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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臉最近世的中國人所幹出的事，已經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發笑的了，比如袁世凱，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爲什麼要幹着那瞞不着人的選舉？又比如張宗昌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也講起禮義廉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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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山書店老闆交給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寫一段東西，開出來一看，曼殊歿後已經二十六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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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聽一位雲南朋友潘孟琳兄談及，雲南有一種挑販，挑着兩個竹簍子，口頭叫着：“賣東西呵！”這種挑販全是紹興人，挑裏面的東西全是紹興東西；顧主一部分自然是紹興旅滇同鄉，一部分卻是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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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有二月，北京大學31週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着“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