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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無曆日。”這是一句古話，然而我在山中卻把歷日記得很清楚。我向來不記日記，但在山上卻有一本日記，每日都有二三行的東西寫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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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的食糧以稻米爲主。“八一三”後，米糧的問題，一天天的嚴重起來。其初，海運還通，西貢米、暹羅米還不斷的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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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圓的紅的光和綠的光向我的身上撲來，待傾斜着軀體躲避時，才陡地想到行爲的可笑，因爲是正安適地倚坐在車上層的近窗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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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您說說……我幹了五年……哪一天我不是早到晚歸？……不能辭了我……公司的事又不是不好……就是，就是您給我減點薪我也得幹——”這一個月裏，幾乎每天他都要這樣地說着，有時候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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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之兄：六月前接到你寄給我的《新青年》，直到今天才能寫信說聲“多謝”，也就荒唐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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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黃昏，我攜着我底孩子逃了出來。孩子非常慌張，他還沒有他底力量；至於我，我卻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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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是沉重的，江面如同掛起了一層純白的罩紗，夜航的小船掛着紅燈，在白色的霧裏時隱時現，好像是失眠的人勉強地睜開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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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文人是要考科任官的，他們不能和娼優隸卒成爲伍。讀書人不勞動，勞動人爲苦力人，所以我國讀書人不肯打掃自己房間，俯下去揩一揩地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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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爲事實之母”，這句話好像是很合於真理的，尤其是因爲很耳熟的一句成語，我們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認爲確切不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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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草原集之三）我在這條街上住了三年了。每到夜深時，便有小販們的包子、燒餅之叫賣聲，打破了黑暗沉寂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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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中華民國十有八年有二月，北京大學31週年紀念刊將出版，同學們要我做篇文章湊湊趣，可巧這幾天我的文章正是鬧着“擠兌”（平時答應人家的文章，現在不約而同的來催交卷），實在有些對付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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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的臉最近世的中國人所幹出的事，已經很少不是故意在惹人發笑的了，比如袁世凱，要做皇帝就做皇帝好了，爲什麼要幹着那瞞不着人的選舉？又比如張宗昌到底是什麼東西，他也講起禮義廉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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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山書店老闆交給我一本《浙江文化研究》，叫我要寫一段東西，開出來一看，曼殊歿後已經二十六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