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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蔓凌霜臥軟沙，年來處處食西瓜”，這是宋代范成大詠西瓜園詩中句。的確，年來每入炎夏，就處處食西瓜，而在果品中，它是龐然大物，可以當得上領袖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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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公山畔此勾留，水國春寒尚似秋。天外有天初泛艇，客中爲客怕登樓。煙波浩蕩連千里，風物悽清擬十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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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讀了蘇東坡這兩句詩，不禁神往於三萬六千頃太湖上的洞庭山，又不禁神往於洞庭山的名橘洞庭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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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百卉凋零的季節，我家廊下，卻有異軍突起，那就是一大株盆栽的鳥不宿。這株鳥不宿原爲蘇州老園藝家徐明之先生手植，在我家已有二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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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年秋間，曾見報載，我國四川省所產的橘輸出國外，每一噸可換回鋼材十多噸，看了這消息，很爲興奮，心想我們儘可不吃橘子，儘量向國外去換回鋼材來，那麼對於重工業和國防建設，貢獻實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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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詩人詞客，在他們所作的詩詞中形容名貴的花草樹木，往往用上琪花、瑤草、玉樹、瓊枝等字句，實則大都是過甚其詞，未必名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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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思夜想，忽忽已二十五年了，每逢春秋佳日，更是想個不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卻原來是害了山水相思病，想的是以幽壑奇峯著稱的浙東第一名勝雁蕩山；不單是我一個人爲它害相思，朋友中也有好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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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初我們不論到哪一處的園地裏去蹓躂一下，總可以看見籬邊階下或石罅磚隙挺生着一種野草，幾乎到處都是，大家對它太熟悉了，一望而知這就是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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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盛世，百慮都忘，身處萬花如海中，四時皆春，不知老之已至。忙裏偷閒，則以種花、灌花、養花、賞花爲樂；而也愛看那活潑生動的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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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我失去一件心愛的東西。幼年的時候，一個小小的紙匣裏藏着我最愛的物件——一塊紅玉般的石子，一隻自己手製的磁假山……我時常想，假如房子起火延燒起來，不用躊躇的，第一，我便捧着這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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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小蕙的事）太陽蒸紅了她的臉；灰沙染黑了她的汗；她的頭髮也吹亂了；她呆呆的立在門口，出了神了。她呆呆的立在門口，叫了一聲“爹”；她舉起兩隻墨黑的手，說“我跌了一交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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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樓上，樓下住着一個老木匠。他的鬍子花白了，他整天的彎着腰，他整天的叮叮噹噹敲。他整天的咬着個菸斗，他整天的戴着頂舊草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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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前二三年有許多學者熱烈地討論人生觀這個問題，後來忽然又都擱筆不說，大概是因爲問題已經解決了罷！到底他們的判決詞是怎麼樣，我當時也有些概念，可借近來心中總是給一個莫名其妙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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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utler（勃特勒）和Stevenson（斯蒂文森）都主張我們應當衣袋裏放一本小簿子，心裏一涌出什麼巧妙的念頭，就把它抓住記下，免得將來逃個無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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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是我姨媽，也就是我妻姑媽的女兒。妻比柚子大兩歲，我比妻小一歲；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柚子卻一定要稱我作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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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散精力於許多不同的事情，專心致志於一件最重要的事業，這是現今世界上要成功的人的一種極重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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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上的一幕太陽做完了竟日普照的事業，在萬物送別他的時候，他還顯出十分的壯麗。他披上紅袍，光耀萬丈，雲霞佈陣，換起與主將一色的制服，聽候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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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散沙一般，正要團結起來；像癱病一般，將要恢復過來；全民族被外力壓迫的剛想振作，而我們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奮進的大將忽然撒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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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許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戰文藝》上《民元前的魯迅先生》以後，我很覺得感奮。魯迅先生和我們永別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經有了四十年；但是無怪的，我們在這四年裏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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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近來漸漸的沉鬱寡歡，什麼也懶得去做，平常最喜歡聽的西洋文學史的課，現在也不常上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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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把紙船一個個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寫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紙船上。我希望住在異地的人會得到這紙船，知道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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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雷雲在天上轟響，六月的陣雨落下的時候。潤溼的東風走過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於是一羣一羣的花從無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來，在綠草上狂歡地跳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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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涌的時期。爲着繼續深入的研究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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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夫把尖刀刺進豬們的頸項的時節，豬們的反抗，大約只有高聲地呼號吧。因爲只有呼號而沒有動作，所以豬們永遠是任人宰割的下流的豬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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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幾十首小詩，因了曙天女士不憚煩的替我編成付印，得傳佈在我愛的同時代的讀者諸君之前，這在我個人，實在覺得榮幸而且羞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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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孫老頭兒”伏園兄編《京報副刊》的那年，曙天寫她的《斷片的回憶》，原因是給《京報副刊》充篇幅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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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話》在《北京晚報》陸續刊登以後，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讀者們的熱烈支持。我收到許多充滿着友情的來信，不能一一作復，在這裏統統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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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人是最好客、最愛交朋友的。解放後的我國人民，更是滿腔熱情地經常接待着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因爲接待的人多了，有時也難免有不夠周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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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見一些劇本，當它們寫到古代的英雄人物，比如寫到曹操等的時候，就好像在寫現代的大政治家一樣，甚至於就寫成是一個革命領袖的樣子，說的話也和現代的政治術語一樣或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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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學者，當時與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齊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劉獻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