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16





下午二时


瑜坐在驾驶座旁边。这是一辆白色的车。车内没有音乐。她看见他把车子驾驶得很慢,行走得这么慢的车子,慢得像散步。


车子走不了多远,即在红灯前面停下来。在一盏红灯与另一盏红灯之间,排列的车如屋顶的天线。一些不耐烦的车,不断吼叫着。街上的车辆比以前更多了。行人也比以前增加了几倍。当瑜在车内坐着,她看见黑白斑马线上的人群,如西部电影里的牛群。


车子朝郊外驶去。路的两边,一边是海,一边是山。他们谁也没有说甚么话,只看着地面上不时出现的一条白线,和一支箭嘴的符号,迎面飞来。当车子沿著白线行驶,他们忽然以为这些白线是在引领他们到一个目的地去。不过,白线断断续续,有时甚至消失了就不再出现。这些白线不外是交通的标志,并不能带他们到甚么地方。有时,白线的末端是分叉的箭嘴,朝哪一个方向走还得由他们自己选择。


他们来到郊外,经过一片连绵的草坡。车从草坡间穿过,抵达一间白色的平房。在房子的对面,沿途上列着一些车。有些人正在路上步行。


把车泊好后,他们一起从车上下来。他们把车门掩上,并没有下锁。然后,他们横过屋前的柏油地,走进白色的屋子。


人物:若干


屋内的一张桌前有几个人,他们都穿着蓝得明洁舒爽的制服。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些白色的表格。到这里来的人,都取了表格,坐到一边去填写。


当他们进来后,室内疏落地坐着一些人,他取了两份表格,和她一起坐在一边。他们在纸上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别、地址、籍贯、以及一切有关他们的过往纪录。当他们把表格填好,即去把纸交给坐着的职员。


他们听见盖印的声音,以及钢笔沾了墨水书写时的吱吱声。室内很静。职员们不久即把资料登记完成了。于是,他们把带来那牛皮纸袋里的物事逐一取出来,交给对方。


纸袋内有他们的身份证、护照、出生纸、银行存折。并且有两张蓝色的提款单,已经签上了银码和名字。纸袋内还有别的纸,都是一些证件,看得见上面有照相和签名。瑜从纸袋内还倒出一条门匙。他把口袋内的车匙掏出来,和门匙并放在一起。


他们把纸袋交出之后,职员们又一一登记了。现在,他们变成两个身份很特别的人。他们不再有出生证明书。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呢。就说是一三○九年吧。就说是三九一八年吧。有甚么分别呢。


他们不再有身份证明书。你是哪一个城市的人呢,你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呢。而这也显得不重要了。他们亦不再有护照。你们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你们不能自由进出别的城市。他们,他们如今要去的地方,并不需要护照。


瑜看着他。她认识他的。并不需要身份证明书,并不需要出生证明书。不需要凭借任何一种证件,即使把他藏在一个布袋里,她也可以把他辨认出来。


他觉得他们如今是一种空气,舒服而轻盈。于是,他们进入另外的一间室,从一扇门走过去。那边的室内并没有太多的人,当他们接触着视线,彼此投以微笑。人们正排着队,在一个角落上,有一名护士在他们的手臂上用药棉擦过火酒,然后,给他们注射一些针药。


在另外的一张桌上,坐着一名医生,接受过医药注射的人,会拿着一张纸到医生面前来。他在纸上签一个名字,盖上圆形的蓝色印记。这张纸,每个人把背面的一层撕掉,朝衣襟上一按,即贴在衣服上了。


他们从这室通往外面的另一扇门出来,门外是一片宽阔的草地。从这边到那边,到处都是青葱的草坡。远远有一些人在山坡附近走动。


他用手触抚一下臂上的针口,觉得有一点点麻痹,而她,从光线幽暗的室内走出来,碰见了猛烈刺眼的阳光,即伸手遮住了前额,然后,他们朝有人走动的方向走去。斜坡的那面,有许多胶质的透明椅,如一个个大的皮球,在白日底下,闪砾着各种斑点、条纹的图案和鲜艳明朗的颜色。


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唱民歌,声音异常地柔和,却带着苍凉的味道。这是一片非常美丽的草坡,经过仔细剪栽灌溉的草地,如一幅织绣优美的地毡。因此,走了没有多久,他们即在草地上坐下来。


这一回:狗


今天,我们又去修理电话了。我们站在一扇铁闸外面按门铃,里面忽然有一只狗火火地吠起来。门开的时候,屋内的一个人,把两只斗鸡眼睛架在一条横链上面。我们于是问他,你们是不是给我们作过报告,说电话坏了呢,我们来修理了。于是,麦快乐把证件掏出来给他看过。


有斗鸡眼睛的一个人把铁链解了,打开门,轰轰地拉开铁闸。一只硕大的黑狗,面孔像一只脸盆也似的,站在门口,又火火地吠起来。我们于是站在门外不动,指指这坏脾气的家伙。狗主人说:这狗不会咬人的,这狗乖的,进来吧。我们即进去了。


麦快乐先踏进门去,当他站在门内,坏脾气狗围着他打了一个转,对他嗅了一嗅,两嗅,三嗅,忽然张开大口狠狠一咬。麦快乐哗哗地喊起来,血从腿上流下来。


狗主人这时连忙把狗拖着,绑在一边,随即拿来一瓶药油。麦快乐把裤脚管卷起来,腿上露出两个牙洞,狗主人把药油一倒,血和油全模糊一片了。


──我要去看医生了


──你的电话暂时不修了


麦快乐说。我们即背起工作袋,跑到外面,听见狗主人把铁闸轰隆隆地拉上,又把门蓬一声关好。我们赶忙乘搭街车,去见机构自家的医生。医生替麦快乐洗了伤口,搽了药,连声说道,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的好。即写了一封信,签上名,交给麦快乐。这样,我们在十分钟后又到了医院的急症室。


麦快乐把信交给办事处的一个人,那人一面问麦快乐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一面又问他生甚么病。麦快乐说:被狗咬了。


急症室内这天有很多人。大堂内的长板发上到处坐满了人。每一个患急症的人都有几倍以上的亲友陪伴着。因为人多,我们就坐下来等。坐在前面的两个人,原来是因为打架,彼此的眼睛鼻子都肿了起来,满身一团红橙一团黑紫。


有两个人抱着头,是头痛。有一个人呕吐,立即进入诊症室去了。门外不时传出汽车的声音,然后吵吵闹闹地进来一堆人,几乎每两分钟就有一批人进来。有时进来的人由几个人架起,病者的脸色如石头一般。有时是父亲抱着婴儿,婴儿的气息非常微弱。也有一名年轻的妇人,用厚布裹着手进来,说是斩鸡不小心把手指斩了下来。


跟那些人比比,麦快乐就算不得甚么急症了。不过,等了好一阵,终于也轮到了。我们一起进入诊症室,里面很宽广,每间诊症小室都用白布分隔开,一列排开,大约有七、八间的样子。看见这些布幕隔开的小室,我忽然想起沙滩上的更衣屋。


诊症室内的气味是药水,是消毒剂,是一种医院特有的使人忆起伤口和鲜花的气味。今天,我们本来说好工作完毕后,要一起去游泳。现在,却意外地跑到了这个地方来。


当值的医生把麦快乐腿上的伤口看了看,伤口已经止过血,现在有一团淡黄色的药印留在那里。医生又拿出他的药来替麦快乐搽一次,然后,这医生就对麦快乐说了:


──要不要打针


──要不要注射疯狗症的药


他问。平常,麦快乐去看医生,总是由医生决定一切,医生说,打针,护士即取来针药注射了。麦快乐生病时去看医生,好像一头羊一般。现在,医生却说:要你自己决定的呵。


医生说,如果被狗咬了,有两种可能性:会患疯狗症或者不会患疯狗症,被狗咬了的人是否会患疯狗症就要看咬人的那狗是不是疯狗,而被狗咬了的人,应该立即采取以下两种行动中的一种:


一,为预防起见,接受疯狗症针药的注射


二,把狗捉来检查


麦快乐这时想起来了,他朋友说过,注射疯狗症药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据说,针筒特别粗特别长,要分期注射二十四次,每次注射的部位都是肚脐。


麦快乐问我该怎么办,我说,那狗看起来不像是疯子,只是坏脾气吧了,还是去把它请来检查一下吧。于是麦快乐对医生说他选择第二种,医生要他亲自在纸上签名,说是自己选择不愿意接受疯狗症的针药注射。我们向医生道别的时候,他说,你们自己可不能去捉狗,报警吧。我们即去了报警。


一位警员跟着我们去抓狗。有斗鸡眼睛的人轰隆隆地开了铁闸,又开了门。这次,他显然把狗绑好又骂住了,所以,那狗一声也不响。他知道我们来带狗去检查,就把口罩套着狗的嘴巴,拖着狗一起下楼来,他一面走一面对狗说:我以为你会做好好的狗,做人的朋友,谁知道养你这么多年,还是把人咬了,你这野性难驯的畜生,看我明天不把你煮来吃才怪。


那狗虽然套上口罩,却火火地咕噜咕噜发声,一面走一面说:我是忠心狗,用心守门口,如今待我这样,看我不到防止虐畜会投诉去才怪。


这一回:七○九


麦快乐被调到七○九来了。七○九是电话机构的一个部门,负责接受修理电话的投诉。麦快乐的工作时间显然有了改变,他不再是早上八点上机楼报到,也不在下午五时回家,他现在的工作时间经常变更,遵循早午晚三更的分班制,有时晚上十二时下班,有时是晚上当值,天亮才回家。


麦快乐到医院去接受了一次注射,是普通的针药。麦快乐说注射的大概是破伤风药,有人则说会是抗毒素。那狗被检验的结果证明它是一头健康的狗,只是不大快乐吧了。因此麦快乐不会害疯狗症。不过,即使这样,麦快乐还是一共要注射三次针药,每三个月,他要上医院走一次,再过半年,又得去一次。


在七○九里,麦快乐每天坐在一座机器前面,看着灯号,按掣钮,接听投诉。当有人说,我的电话坏了,号码是甚么甚么,坏的情况是怎样怎样,麦快乐即把电话号码记下来,马上交给修理部门。


麦快乐每天接到许多电话失灵的投诉。他因此对自己说,这并非一件愉快的工作呢,没有消息是好消息。他有时觉得自己好像是医院里急症室办事处坐着的那个人,碰见的都是病症和不快乐的脸。从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都不是快乐的,不是充满埋怨、愤怒,即是满肚子牢骚。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电话失灵,麦快乐想,这即是表示甚么呢,人与人的沟通,受到很多外界的阻隔吧。


接受投诉当然不是一件听音乐般有趣的工作。有时,有人拿起电话耳朵就把粗野话送过来。有时有人说,经济不景,大家穷,你们是公共事业,为甚么不自动减价。


对于这些投诉,麦快乐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又不能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接受电话失灵的投诉站,可不是消费者委员会,也不是报刊的读者天地。有一次,麦快乐就对其中一个哗啦哗啦的声音说了:我也举手赞成电话自动减价呀,你以为我家里的电话是免费的么。


奇奇怪怪的电话总是不断拨来。有人问:喂,你们今天谁个是经理。有人拨电话来会问:现在是几点钟了啊。也有人问,下这么大的雨,又有雷,教育司有没有宣布不用上学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和修理电话完全无关的问题,包括天气报告和沙滩旗号情况的问题,好像七○九是特别的电话询问服务站。不过,麦快乐对这些问题并不反对,只要他知道答案,他总是答了。


有一次,七○九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一家电枧台忽然举办大奖游戏节目,整个城市的市民都可以参加竞猜,只要抢先拨通电话就行了。到了晚上,节目开始了,竞猜的节目刚宣布,坐在七○九里的麦快乐看见每一座机器上的灯瞬即像一棵艳丽的圣诞树一般亮起来。麦快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灯同时亮起来,因此,他以为七○九是在放烟花了。


──替我接电视台呀


──为甚么拨不通呀


所有的人都这么喊。那一晚,在同一时间内拨的电话那么多,电话总线路的负荷那么重,竟把机楼的机器拨垮了。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城市,麦快乐记得有一年,许多人以相似的一种方式,去挤提银行,把银行也提倒了,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城市。


这一回:大街


麦快乐在下午四点钟到七○九去上班,他要在午夜十二点正才可以下班回家。到了午夜十二点,时间当然很晚了,大街上会很黑,天更黑。虽然最近取消了灯火管制的条例,天依然很黑,即使用更多的灯饰,也不能叫天光亮起来。


在晚上十二点以后,街上的铺子都关上门。这是大街,所以没有小吃的摊子,也没有敞开的半间小店,麦快乐看见整条长街都是一个一个黑暗的门洞,人们都把自己藏起来了。白天有那么多的人在这街上走过,现在是一个也不见了。偶然有一辆公共汽车驶过,车厢内亮着橙黄色的灯,只有在这个时刻,车辆才异常地透明。


从七○九下来,麦快乐会乘十四座小巴回家。他必须走一段路,才能截到车子。当车辆把他载到家的附近,他必须再步行一段路,才能回到自己居住的大厦。


以前,大街上即使是晚上,也有很多人,有的从戏院出来,有的在街上逛,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好像每个人都需要一段冬眠的时间。当麦快乐在大街上走,他也会踏着急速的步伐,好赶回家去。


从七○九下来,赶着回家去的并不只麦快乐一个人,他通常会和其他三个或五个人一起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分别了。坐上交通工具,回到家的附近,就剩下麦快乐独自一个人。有时候,麦快乐会在街上碰见一名警察。


──甚么人


──干甚么的


警察总是这样问。麦快乐即停下来,把职员证从口袋内掏出来,给警察看过。麦快乐总记得要携带职员证,好证明自己为甚么这么晚了还在街上走路。这天,麦快乐并没有碰见警察,当他从车上下来,转入一条横街,迎面走来三个人。他们走到麦快乐的面前,略一停步,即把麦快乐围在中心。其中的一个就说:


──我们兄弟数人


──零用钱不够了


这三个都是个子硕大的家伙。街道上这时候一个人也没有,喊救命大概是没有用的吧,麦快乐想;即使有人经过,那个人大概也帮不了自己的忙吧,麦快乐又想。昨天晚上,麦快乐碰见过一名警察,今天晚上,警察会不会出现呢。警察并没有出现。事情就是这样的啰,麦快乐对自己说,希望见到警察的时候,见不着,不想见到警察的时候,却碰见了。这时,站在麦快乐周围的三个人都朝他站立的位置踏前了一步。麦快乐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递给站在前面的一个人,那个人伸手取过了钱,指指麦快乐的手表。麦快乐没有办法,把手表解下来。这手表,是一个有日历的手表,表上指的日子是二十三号。二十三号。这个月,我的饭钱也不够了,我的车钱也不够了。星期六,我一定不能看电影了。麦快乐看见自己的钱和手表好像长了十只翅膀。


──只有这一点吗


站在麦快乐前面的人冷冷地说。没有了,全给你们了,他说。他头还没有摇完,眼睛前面却出现了一只拳头,这拳头打黑了麦快乐一只眼睛,打得他满头北斗星。麦快乐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肚子上又挨了两拳。因为肚皮痛起来,麦快乐即弯下腰,用双手抱着肚子。过一会,他觉得背脊上痛,又伸手去抚背脊。当麦快乐站直身子,睁开眼睛的时候,面前的人都不见了。对街黑黑的,有一条白色的狗站在几个破纸盒旁边对着他呆呆地瞧着。


──你怎么又来了呢


──狗又咬你了吗


急症室的医生问。他就是麦快乐早几天见过的医生。这一次,麦快乐要住在医院里,他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


七○九后来没有见到麦快乐回去工作,他们在桌上看见一张纸,上面留下他写的几个字:我已去了参加城市警务工作。


这一回:郊外


我们在郊外种电话柱,一群陌生的人,我跟着他们,把粗重的铁柱抬上车,然后到郊外去把柱一条一条种起来。我喜欢种电话柱,虽然那工作需要消耗很多的体力,但那感觉,像种树。


城市的大街上没有电话柱,在城市里,电话线都埋在地底下。电话柱都遍设在郊外,偏僻的地方。当我们到郊外去种电话柱,我们从早上一早即起程,到下午才回来。种电话柱是一种群体的工作,三、四个人一起抬着一条铁柱,攀上山腰,涉过一道溪流,那情况是十分热闹的。


我觉得我们那样子在山岭间工作好像一群伐木者。当一棵树枝被辗锯,大家就喊起来:木──材──。于是,屹立的树自腰际向一边倾侧,如一座山峰一般倒下来了。


我们没有使甚么倒下,我们竖立。我们不破坏,我们建设。我们在山野田间种植一列一列机械的树木,这些树木也是绿色的,伸展出十条八条弦线般的叶子。这些树,替前面那些荒凉的小村带来外面的消息,带来远方的声音。


我喜欢这些郊外的新生的树木,我一眼就可以把它们辨认出来了。它们和电灯柱不一样,电灯柱灰,像城市里的街灯。电话柱绿,像田里的菜叶,像山上的树,像平地上的草。


我们先在地上掘一个深洞,然后合力把铁柱扶直了,种在洞里。我们如伐木一般发一声喊,他们喊的是木材,我们喊的是立正。我们找来沙和水,把带来的英坭混成三合土,倒在铁柱四周空隙的地方。当三合土凝干固结,电话柱即根植在地上了。


电话柱分别竖立好,不久就涂上墨缘色的油漆,然后,电线即相连起来。在那电线上面,有时会有鸟来休息。有时,电线上挂着断线的风筝。田里的一丛熟了的稻,睁着金黄色的眼睛就说了:


──现代的稻草人


──长得可真高啊


下雨的日子,我们照样在一块草坡上种植电话柱,有时,雨下得很大,山洪把泥土冲裂了,我们会暂时到农家里去避雨。农家给我们美丽的蓝花碗喝茶。


我会取出裤袋里塞着的一封信来看,信封上的邮票是陌生而又新异的,阿游会告诉我,关于红海和吉达城:


下午五时船驶入红海,我知道为甚么红海叫红海了,当日落的时候,整个海都是红色的。红海的浅水地带多珊瑚礁,航行指挥图示意在这个地方容易搁浅,夜不能航。


吉达城一边临海,一边背着沙漠,船经过海岸,看得见山,从空中的水蒸气里隐隐有车辆行动的幻影,天气很热。这里的人信仰回教,他们禁酒,海关的人上来把船上的酒库封了。


船载了糖到这里来。我们用船上的起重机把糖吊到码头的堤岸上,每一次吊五包,每一包重一百斤。工作进行得很慢。码头上没有起重机,他们用人力运货,每人抬一包糖运上货车,货车都很残旧。


工人们早上七点来开工,事实上是九时才投入工作。在早上八点,或者午后四时,日出日落,吉达城的人放下正在做的任何工作,朝东跪下,伏在地面,口中念念有词。他们每天这样拜四次。


中午很热,晚上寒凉。女人都幪着脸。这里没有戏院,没有运动场,也没有街灯,到处是泥路,城郊是沙漠。到郊外的公共车辆黄绿双色,车顶上有行李架。我没有坐车,我骑骆驼。骑骆驼是骑在颈上,单峰的骆驼很难骑。骆驼的气味酸,凶的骆驼会咬人,我们每人在身上围了三幅长布。我用红巾围着身体,白巾围了头,蓝巾围手和项颈。骆驼的项颈挂着响铃,坐垫如一张地毡,绣满花,垂下彩色的绒球。


在这里,任何人可以拿着钱币走来走去,没有人偷钱抢钱。偷抢钱币的刑罚是:斩手。


苏彝士运河上游遭过飞机轰炸,河道上有二十多艘船沉没或搁浅着。水涨的时候看见桅杆,水退的时候,看得见船身厚厚的锈。战争在这些船上烙下印记了。


──我城怎么了呢


阿游问。


这一回:机器


──拆开了电话


──能把它装起来么


工程师问。


──把线路分散


──能重新连接起来么


工程师问。


每到一个时期,工程师就会问我们学会些甚么了,他会看我们对电话的认识有多深,看我们的程度。有时,他会继续再告诉我们一些,或者,决定要不要派我们到荷塘去上课。


在户外到处跑,替别人修理电话,学的是技术;到荷塘去上课,学的是理论。把一座电话拆开来,把一条断了的线接驳好,这是技术;为甚么线断了电话就不响,或者胡呵哗呀地乱叫起来,为甚么线被连接好电话就会响,一点杂音也不见了呢,这就是理论。我现在对于电话,懂得的是技术多于理论。


我对工程师点点头。他于是叫我把一座电话拆开来给他瞧瞧。我照做了。


我提起电话的听筒,用手一旋,就把听的一边旋下一个圆圈来。听筒在外貌看来,露出三个小圆孔,把圆圈旋下来后,里边有一块不生锈的金属片,上面仍是有三个圆孔。这金属片可以整个拿下来,背后连着一红一绿两条线,两条线都经过中空的听筒把手,通到讲筒那端去。


我一旋,又把讲筒的圆外圈旋下来,讲筒的横切面像一幅细菌图,满是大小的圆孔,金属片内藏着压紧的炭粒。


──如果摇得响的话


──电话就坏啦


我说。工程师点点头。


金属片整个被我也拿了下来,背面连着一白一蓝两条线,它们和来自听筒方面的红绿线合成四条,经过鬈发一般的环形电线通到电话座去。


电话是软胶做的,旧的电话是硬胶,很重。我把安放听筒地方的两颗螺丝钉拔起,电话座机即分为两半了。在上壳里面,有一幅线路图,就说这线连在哪里,这线是甚么颜色。我用不着看那图,每一条线我都晓得该连在哪一颗钉钮上。


电话机内部并没有很多东西。最前端有两个铜铃,铃间有一支铜棒,连着一团扎好包好的铜线。当有人拨电话,线路一通,铜棒即敲打铜铃。响声是正确地,玎玎。玎玎。


铜铃上的螺丝钉也可以拆开来,把铜铃的距离移近些,响声会小,铜铃的距离远了,声音就大。


电话座里还有小木盒,支撑听筒的铜架,和一个基本组合的搅盘。我于是旋松一枚钉,把搅盘拆下来。不如把搅盘清洁一番吧。里边躲了那么多的灰尘。我于是取下搅盘数字正中的小圆片和片下面的一页纸和纸下面正中的一颗钉,两边的两颗钉,钉间的一条弹簧。


有数目字的胶板就和他的朋友分家了。我细细抹干净。搅盘的背后有许多物事,有齿轮,有旋转盘。其中有一条弹簧,当电话号码拨出,数目字回旋时,它即的的的的的的的地震荡一阵,于是机楼的机器即收到讯号了,是七个数目字呵,震荡了七次。


工程师要知道的其实是看我会不会接驳线路,他见我把电话拆开,旋下了一大堆不打紧的螺丝钉和胶片、弹簧,就说,把颜色线分散吧,我即照做了。


电话座的尾巴上有很多颜色线,连着一个凹字扣,旋紧了在钉上。座上一共有两排排得整齐的钉,一至九,十至十九,一共十九枚钉。线的颜色可多了,除了听筒接过来的红绿蓝白外,还有另一组咖啡、灰、蓝、粉红、橙五种颜色线。我于是把它们都旋松了,作了一次兜乱,然后逐一接驳起来。


后来,我又把搅盘的部分、听筒的部分回复原来的样子。当我这么又拆又装,我觉得电话真是一件有趣的机器了。这么些的铜片胶片电线,连在一起,居然会说话发声。


装拆电话的时候,使我忽然想起人来,人也是一座奇怪有趣的说话的机器。他们说,一个重一百五十磅的人,有三千五百立方呎气体,氧气、氢气和氮气。人体内的二十二磅十安士的碳可以做九千支铅笔的笔芯。人体内的血,里边有五十克令的铁(一个克令等于零点零六四八的克兰姆,简称克),连同体内其他的铁合在一起,足够铸一枚大钉,支持自己的体重,把自己挂在墙上。


人体内的五十安士磷可以做八十万枚火柴头。人体内还有六十粒糖、二十茶匙的盐、三十八夸脱水、两安士石灰。又有碘粉质、硫磺、氢、镁、盐酸。所有这一切,连了在一起,使人成为一个会说话发声的奇怪的机器。


我把电话重新装好。我拨了号码,电话正常地规律地响起来。工程师于是点点头。


──过一个星期


──到荷塘去上课吧


他说。


哦哦,我又要去对着一块黑板了呵。



上一页
Amazon AD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