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八时代周报记者河西

吱呀一声，于梨华打开下榻宾馆的房门，一位精神抖擞的女士出现在记者的面前。

于梨华今年七十八岁，可是她却喜欢对来客“虚报年龄”，自称八十高龄。人家都喜欢“扮嫩”，她却为何喜欢“扮老”？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笑着回答说：“这样人家会说，你看上去不像八十岁啊，很年轻啊，我就喜欢人家这么说。”

于梨华的心态年轻，身体也硬朗，其实她根本不需要“欲盖弥彰”，从外表来看，她至少要比她的真实年龄小上二十岁。

这都要归功于她坚持锻炼身体。她爱好运动，每天打网球，即使在上海，她也喜欢每天出去散步。

“你看我精神还不错吧？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一走，到了这个年龄，我锻炼就是为自己，自己不锻炼，身体怎么能好？我身体好，才有精神去写作嘛。”

确实如此，于梨华的身子骨很硬朗，今年四月又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彼岸》和短篇小说集《秋山又几重》。她从箱子里拿出新鲜出炉的新书，向记者“炫耀”：“这个题目起得好不好？”

茶几上还放着一本新出版的简体版《小团圆》。

“张爱玲当然对我有影响啦。”于梨华大声说。

只是，张爱玲的孤独在于梨华这里变成了一种无家可归的乡愁，不论是《梦回青河》还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她的小说中总是充满了思念祖国的乡愁和寓居漂泊的苦恼。

※台湾文坛，初露锋芒

记者：一九四九年你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据说傅斯年的夫人俞大彩和您不和，所以转到历史系，是这样的吗？

于梨华：那时我的英文是校长太太俞大彩教的，她就嫌我读书不够用功，第二年她又说我不够资格进英文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真的很别扭，所以我在外文系只读了一年之后，就转到历史系，可是我喜欢的还是外文系。

我一九五三年考美国的研究生时，我的英文又不够格，我已经三年没有读英文，因为我读的是历史系嘛，所以把英文给耽误了。跟英文系最接近的就要算新闻，所以我考入新闻系读书。当然我也喜欢新闻，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喜欢采访。

记者：在台大读书的时候，你的很多早期作品都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自由中国》、《现代文学》、《文坛》等刊物上发表，你是怎么认识夏济安先生的？

于梨华：大概就是我自己去投稿吧，我不是夏济安先生的学生，但是我非常喜欢《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当时只有这么一本杂志，所以我就试着投稿过去，结果就发表了。

我一毕业就去了美国，和夏济安先生也没什么联系了，但是却和他的弟弟夏志清先生关系很好，他也研究现代文学，和他也是很多年的朋友。

我到美国以后，他在伯克利大学做研究，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他的英文根基很好，非常热爱文学，很可惜，我没有跟他接触太多他就过世了。

记者：台湾上世纪六○年代现代主义流派的写作对你有没有影响？

于梨华：六○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还是萌芽期，比我小一些的人受现代主义影响更深。现代主义在台湾于上世纪六○年代兴起，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了，而且《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已经写好了。我到美国之后又读了很多英文的作品，所以我自己写作也喜欢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

※回乡省亲，与台湾反目

记者：一九七五年与第一任丈夫留美物理学博士孙志锐返中国省亲，随后作文赞美共产主义，一个美国作家，怎么会亲近共产主义，仅仅因为乡愁？

于梨华：亲共产主义？没有啊。七○年代我来过中国大陆很多次，一九七五年第一次，之后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每年都来，八○年代也来了很多次，但是我并没有发表亲共产主义的言论。我对“主义”并没有什么兴趣。

我当时回来的确是很想念中国，我知道当时我不能回来。现在美国的中国人很多，左邻右舍都会有，周末中国人都会聚在一起，这就抵消了你的部分乡愁。可是我们当时呢？我记得当时在街头碰到一个黄皮肤的人，我都想去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我现在到餐馆里去，满眼都是中国人，那种乡愁慢慢就消失了，时代不同了。

一八七五年，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国。我有一个亲妹妹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了，我特别想念她。我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妹妹在什么地方，当时的统战部要统战我们这些作家，替新政府说一些话，因为我们对解放以后的中国完全不了解。我们一回来，统战部就派了一个人陪我们一块走，我对那位同志说，请你们帮我找一下我的妹妹，一下子就找到了。

记者：这么多年没有碰到，重新见到你妹妹，你们两个人有没有抱头痛哭？

于梨华：没有抱头痛哭。我知道用所有西方的礼节，她都会受惊的。我记得她当时很僵硬地站着，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这对她来说是件很大的事情。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什么拥抱啦、痛苦啦，我妹妹不是那么放得开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样的场面，可是姐妹的感情总是在那里。

记者：一九七五年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您看到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于梨华：我只能说我当时被迷惑了，“文革”时是不会让你看到任何阴暗面的，他们给我看的都是光明的一面，新中国怎么好怎么好。我是个感情非常冲动的人，我一回到香港和美国，就写了一本书叫《新中国的女性》，写我妹妹啊，写冰心啊，这本书出版后，台湾就禁止我再入境。台湾说我是“投匪”，向大陆“献媚”，所以就不能去了。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解禁。

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亲共产主义的言论，我只是记录我看到的中国。从现在看起来，绝对是不应该的，我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从多方面来看问题，完全一面倒地叙述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这些场景的叙述对我来说是真实的，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可是我所看到的是他们要我看的那一面。“文革”时受苦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看到。我问过我能不能访问巴金，他们说不可以，丁玲也不行啊。“文革”之后他被解放出来，才可以访问到巴金。

我只看到了片面，我不应该马上就写文章。现在我替台湾当局来想想，他们当然会生气，我是在台湾成名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也是在台湾发表的，台湾让我成为作家。

※当代留学生文学之滥觞

记者：你的另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展示了“无根的一代”内心的迷惘和孤寂，成为当代留学生文学之滥觞。这些感受应该也是当年您刚到美国时的真实心理反应？您现在是否还觉得《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您写得比较满意的一部小说？

于梨华：对，我自己对它比较满意。当然，我自己的一些短篇我自己也很喜欢，可是现在我还能回去看的，还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不过我觉得比《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得更全面的是《傅家的儿女们》。《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学界的留学生，《傅家的儿女们》写各式各样的移民，开餐馆的什么都有，但是似乎并没有《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那么受人欢迎。

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毕业了一段时间。那是一九六七年，我已经做妈妈了，但还没有出去教书，没有工作，我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出去教书。我觉得我反映的当时念文科的大学生的生活状态非常全面真实。当然现在你去美国念文科，照样会有很好的出路，可是我们在上世纪五○年代去美国的都是“学而优则仕”，都是走的这样一条路。现在的留学生，不学也可以有出路，三百六十行都可以有出息。

记者：写《在离去与道别之间》是否有写一本北美版《围城》和《儒林外史》的意思？

于梨华：大家觉得有，可是我自己不觉得。我很喜欢《围城》，也非常非常尊重钱钟书，而且我也去拜访过他好几次。我喜欢钱钟书和杨绛，我非常非常崇拜他们。可是后来我看《围城》发现它也有局限性，还是有当时时代的局限性，我想钱钟书的学问不是在写小说方面，他的学问太渊博了，可是当时我看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的。他的小说中有很多哲理性的语言我很喜欢，可是我不能说我的这部小说也受到《围城》的影响想要写成北美版的《围城》，因为我写的留学生，时代和他也不一样。

记者：你这部最新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彼岸》探讨的是移民家庭在美的现实生活以及老龄人群的生活困境，一方面是中国人伦关于“家、孝、义”的几千年准则，另一方面是西方社会父母与子女疏离、赡养社会化的现状，这是美国华裔移民的真实写照，是否到了这个年纪，所以开始考虑老年人的问题？

于梨华：这是我最近五年写的长篇，写得比较辛苦。年纪大了，精力当然不比当年，没有那么充沛，就写得比较慢。这本书的关系比较复杂，有东西文化的冲击，三代人之间的疏离，对生死的看法啦，等等。我年老了，生老病死中我就写到了死这个阶段。

两代人对生死的看法不同，对病痛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就着眼于他们的矛盾。主角是老年人。

记者：同时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秋山又几重》，这个题目像是一句诗？

于梨华：这个名字起得好不好？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它是一句诗，但是它的上句我忘记了。这篇短篇写老友重逢又别离的故事。现在生活也比较规律，到了这个年纪，生活空间也比较狭窄，用这样的题材来写短篇会比较合适。

记者：这本小说之后，下一本小说有没有在酝酿？

于梨华：因为这本小说写得很辛苦，年纪大了，精力也不够，身边琐事也很多，中间被打扰了很多次。我觉得以后还是写短篇比较好，写些散文也好，比较轻松一些。

记者：你翻译过凯塞琳．安．波特的《盛开的犹大花》和伊迪丝．华顿的《罗马假日》，特别喜欢这两位女作家？张爱玲呢？

于梨华：当然，她们几位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华顿写作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小说恐怕比凯塞琳．安．波特写得多。至于张爱玲，我想一定有吧。我很喜欢张爱玲的作品。五○年代的时候她的作品就在台湾很流行。她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写的小说我都看过。

记者：你在美国的时候有去拜访张爱玲吗？

于梨华：当然有了，我在纽约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她到我们学校来演讲，这是张爱玲唯一一次到大学演讲，她是个不肯出门的人，所以我想我跟她有缘分吧。可是我不会像很多人一样用张爱玲的名义来写些文章，借用她的名气来出名，我绝对不会这样。我和她交往也比较多，我有她很多信，但是我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为了出名而发表她的那些信。我不做这一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