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廿六年，表哥订婚后的第二年。那年表哥二十一岁，我十七岁，高小姐二十岁，表姊十八岁，唐琪十九岁。

表哥高中毕业了，准备到北平去投考燕京大学，和高老太太谈起来，她很赞成。大概是因为提到了北平，使这位老太太联想到正在北平的外甥女唐琪。

“唐琪这孩子可越来越不像话了，”高老太太一本正经地，向环绕在她膝前与周围的儿孙与晚辈－－其中包括高小姐、高家两位少奶奶、高大少爷的几位小把戏、表哥、表姊、还有我，这么地说，“她当初要学护士，我压根儿就反对，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可以天天和男医生混在一起？尤其和一些素不相识的男病人打交道，更没有道理！又给人家按脉，又给人家抚头，又给人家打针，又给人家收床叠被，男女授受不亲呀，简直不成体统！唐琪不听我话，我叫她念高中将来念大学，她偏不肯，我说我负责她的学费，她反倒说我不了解她的内心。我怎么不了解？她要学时髦，学洋派，在外面玩野了，收不起心！果然前两个月出了笑话，她被派到医院去做什么实习，竟有一个住院的男病人跪在她面前向她求婚，碰巧被查房间的医生跟护士长推门进来看了个清清楚楚，马上便把她申斥一顿送叫学校管戒。好事不出门，丑事扬千里，不几天全北平大概都知道了这件新闻，听说有两家小报还大登她的照片，因为她爸爸当年在北平做官时很遭报馆记者们的怨恨。亏她不知害羞，还跑到天津来向我诉冤，我着实地教训了她一顿，她不但不认错，还跟我顶嘴！”

高老太太越说越气，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袋，向我们大伙来了一圈扫视，应是表示要我们规规矩矩地用心听。她接着讲下去：

“唐琪说，她因为心眼好、心肠热，对那个病人看护得特别周到、特别细心，想不到那个病人竟一下子跪在她面前求起婚来，并且是抱住她的大腿求婚的－－亏她说得出口，竟还是一面哈哈地笑个不停，一面向我说的。可把我气坏啦！这不都是鬼话吗！女人要是规矩，男人死也不敢上前哪！怎么没有人向你们跪下求婚呢，”高老太太睁大眼睛瞪着高小姐、表姊、和她两位儿媳妇。于是，她们都按着嘴笑起来，这笑似乎表示了她们认为高老太太的话，有道理。

“我劝她唯一的补救办法，是和那个男人结婚。”高老太太用纸捻儿再点燃了水烟袋，接着讲：“你们猜，唐琪这个小丫头说甚么？她竟说：‘姨妈，你怎么说起糊涂话来啦！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干甚么的？根本和他没有一星点儿爱情！’真荒唐！真可恨！越是不知道人家是干啥的，才越丢人哩，干脆嫁给了他，不是把丑都遮了吗？小报骂也好，人嘴巴讲也好；反正一男一女成了夫妻，谁也不能再批评了。我认为这是最开通、最十全十美的一种解决方法；她竟不知好歹，一点也不肯听，并且把嘴噘起三丈高，双手叉着腰，一扭一扭地就走了。”

高老太太说得有声有色，我也听得入了神。我想，从高老太太这一场说白，唐琪在高家老少三辈中间，注定了再也抬不起头的命运；对于季家－－我的姑妈一家人，当然也间接发生了影响，认为有唐琪小姐这位远门亲戚，并不光彩。至于我呢，我直觉地感到高老太太的话有偏见；但是，我也有些相信唐琪可能属于那一种天性浪漫难免遭人非议的女性。不过，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孤儿，这一点同情心无法自我心里抹煞干净。那时候我正拚命准备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会考，而国家局势则正是中国与日本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夕。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应付两道考试与每天的报纸头版新闻上；对于唐琪，无暇无心关注。然而，我知道，我和高老太太她们的观点有一显然不同：她们认为唐琪可厌，我认为唐琪可悯。

表姊不再提唐琪的美丽如何使她倾心了。她心里究竟怎么想法？我无从知道。姑妈当然也听到了有关唐琪的“新闻”，她对我和表哥、表姊说：

“怎么样？不能不信老人家的话吧，头两年我就看出了唐家表小姐太‘活动’，早晚得出‘差错’，果然我的话应了验。”

我想到以前，自己曾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唐小姐，付出过微妙的好感与期待，甚至企望能和她会晤，倾诉一下孤儿的心愫，不禁责备起自己的幼稚与无知，似乎感受到一种无以名之的委屈，与若有所失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