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大哥走了，我开始在重庆度过寂寞的秋天、冬天－－

在学校中，我一天比一天认识了更多的人；可是，我实在仍是寂寞的，因为在茫茫人海中，再寻觅到一位爱我如贺大哥的人，真是难如登天了。

贺大哥抵达上海曾寄我一封航空信，那是他寄到香港友人处再转寄给我的，他信上说动身去津在即，一旦他会到我的姑父母，便要他们也按照香港转信的办法和我通信。

当年冬天，日军偷袭珍珠港，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启幕，香港不久被日军攻陷，我与姑父母通信的计划成为泡影，贺大哥的消息也自此中断。

我遵照贺大哥临行的嘱告过日子：一心一意致力于读书，和运动。我随时都警惕自己：要冷静，要缄默，要不多言，不多语，不惹人厌。我似乎变年长了许多。当这年冬天，我生平第一次在沙坪坝一家小理发馆里刮剃胡须时，我曾相当严肃地对自己说：

“张醒亚，你开始是个大男人了！今后一切得像个大男人样儿！”

同学们的联谊组织花样百出：各省市同乡会、中学时代同学会、壁报社、诗社、文学社、各种球队、基督教团契、音乐研究社、美术研究社、平剧研究社、国术研究社、国际问题研究会－－应有尽有。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团体。后来，由于我说的国语还相当标准，便被同乡同学拉到“冀平津同乡会”做了一名挂名会员。

我在学校中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在许多大出风头的同学中，我显得那么平凡。不过，我是个成绩优良的好学生，冬季大考以后，学校通知我，自下学期起，我可以获得“林森主席奖学金”。

重庆的冬天很冷。雾虽然很讨厌，我却天天盼望清晨有浓雾，有雾才会有太阳，有太阳气候才会稍稍暖和。我用贺大哥留下的钱，买了厚棉絮、中英文字典、跑鞋，几乎用掉五分之一，想买件大衣再也舍不得了。宿舍和教室里都没有炭火，阴雨的时候冷得难挨。狠狠心，再买了一条棉絮，夜间加盖在身上。白天在教室，就没办法了，总不能披着棉絮听课呀！一下课，我就奔往操场，跑两个圈，身上热烘烘的怪舒适。这是我白天唯一御寒的办法，也正为此，我的径赛成绩能够保持，并且日益进步。

在宿舍中，我的内务弄得特别整齐，倒是“有口皆碑”的。睡在我下铺的那位同学，因为他身量很矮，大伙儿便赠了他一个绰号－－“最低领袖”。他一向最不会整理内务，时常挨军训教官的骂，我便开始代他整理。他是一个忠厚的带几分愍气的贵州人，每当我为他服务时，他总是咧着嘴抱歉地说着感激的话。我告诉他：

“不要客气。最高领袖和最低领袖，我们都应该拥护。”

体育课程和军训课程，我都得分最多，尤其是军训。军训教官对我非常亲近，因为他一眼便看出了我曾经当过丘八。一些同学对军训特别不予重视，完全抱著「吊儿郎当”的态度，操作不认真，对教官嬉皮笑脸，这一现象着实使我这来自敌区与战区的人吃惊不已。大后方的青年为何竟会如此？我真想不出任何理由。不过，当课程进行到实弹打靶时，全级同学似乎一致大感兴趣。男同学们个个擦拳磨掌，希望多打中几环，显显威风；女同学们扭扭捏捏，挤在一堆，又害怕放枪，又不甘心在男同学面前弃权。结果，男同学们尽管伸出脖子用尽眼力瞄准目标，成绩和一律闭着双眼缩回脖子盲目开枪的女同学，并无二致。吃鸭蛋的有一半以上；其他顶多三抢打中个十环八环。虽然有的同学知道我当过兵，但也从未重视过我这个兵。当我不慌不忙地卧倒、瞄准、开枪，红白两色小旗首次在远远的靶子后面同时举起摆晃时，同学们哗然一声叫了起来：

“啊，十二环！”

“也许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不知是谁在后面说。

没有回头置理，我继续依照规定再打第二枪与第三枪！两次红白旗再度相继举晃，两枪都是正中红心－－十二环！

“好枪法，三十六环呀！”一些男同学欢呼地把我举起来。女同学们也都热烈地鼓掌，北方女同学们连说：“真棒！真棒！”四川女同学们连说：“硬是要得！硬是要得！”

这是我第一次在校中“出头露面”。

接着在春季运动会中，我的四百公尺以五十三秒八、八百公尺以二分十一秒、四百公尺中栏以五十九秒九的成绩，破了过去全校纪录。自此，知道同学中有个“张醒亚”的人便更多了起来。

我一点也不敢骄傲，城一如往昔地沉默而谦逊。

由于春天到来，同学们个个精神奋发。嘉陵江畔和沙坪场茶座里，多得是活泼快乐的青年男女们。我仍是寂寞的，虽然有了许多见面打招呼、点头、握手的熟同学，但是迄未有一个相知太深的知己。“最低领袖”和我比较要好，他是三民主义的虔诚信徒，每天抱住一大堆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籍钻研，他又能背诵整本的英文版三民主义，这颇使不少同学钦佩。他对于马克斯、恩格斯、唯物论等学说也下功夫研究，他时常讲：

“要明了这些共产主义的谬论所在，才能认识出三民主义的正确伟大！”

我受了他的感染，便经常一块陪他读这些书。可是，我一直没有向他透露：我在太行山被共产党的军队偷袭，几乎送命的故事。那时候，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口号仍在后方喊得起劲，共产党印行的“新华日报”天天都大批地送到学校来，从无人干涉同学阅读。“新华书店”出版的大力为共产党宣传的书，也到处公开发售。我想，我最好还是安心读书，休谈“党”事。

同学们每当看到我和最低领袖在一块聚精会神地看书，便一拥而上：

“喂，春天不是读书天呀！人人都在展开‘春季攻势’，唯有你们两个按兵不动，真泄男同学的气！”

熟一点的同学，干脆把我们手中的书籍一夺，向天上一抛。最低领袖连忙接住，并且往怀里一搂：

“别开这么大玩笑，这些国父遗著是我的圣经啊！”

拗不过大伙儿时，我俩便陪他们到女生宿舍附近转几个圈，有的同学轻悄悄地把预先用蝇头小楷写好的追求信，偷偷插进女同学信栏上，有的必恭必敬地转托代交，有的勇气十足地面交本人－－然后，我们便到沙坪坝茶座“摆龙门阵”，“摆”的题目仍是“季攻势”。

我插不进嘴，也无话可插，在他们滔滔不绝的议论与评论中，我只能做一个旁听者。我似乎对于他们把全副精神都花在女同学身上有点反感；可是，我又觉得他们应该谈恋爱，这是每人都应该经过的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驿站，如果说这些大学生谈爱谈得过早，那么，我自己岂不是比他们更早了好几年吗？我没有理由非议他们。

他们首先兴致勃勃地给一些女同学“打分数”。从不及格到最高的九十分，都被分配妥当；也有过于认真的人，为了一、二分之争，辩论得面红耳赤。

打完了分，他们便集思广益地给一些女同学起“外号”。

经过一致决议，许多“外号”出了笼：

披衣大仙－－一位女同学不管晴天雨天上课时永远披着一件雨衣。

红皮膏药－－一位女同学两颊的胭脂涂得太厚，活像贴了两张红色膏药。

跺脚美人－－一位女同学身材生得非常好，看背影人人都赞美，可惜当她一回头时，大家必为之跺脚叹息一声，因为她脸上有天花。

印度小白脸－－一位女同学皮肤特别黑。

双鞭毛藻－－一位女同学梳了两只长辫子。

丈母娘－－一位女同学脾气特别好，对男同学们特别客气，活像丈母娘疼姑爷的样子。

保险刀－－一位女同学专门给男同学钉子碰，川鄂一带的话，管碰钉子叫做“刮胡子”。

紧急警报－－一位女同学长得奇丑，她一来大伙便跑躲开－－

最后，他们又为两个女同学集体创作了两首打油诗，当然那两位女同学是被他们深深不喜的。一位女同学长得怪难看，却特别喜欢扭摆腰肢，故作姿态，并且还放出空气说十几位男同学都追求她，实际上，大概从来没有人追求过她。他们的诗便这样说：

面似窝瓜姿似梅，

一打零俩将奴追，

奴若将谁瞟一眼，

活像判官把命惟！

另一位女同学长了两个大虎牙，年龄比较大了一点，可是喜欢装小孩儿，他们也为她作了诗，并且由一位戏迷同学仿照“鸿鸾禧”中金玉奴那一段“奴家正二八－－”的道白，念出来：

奴家二十八，

人称大象牙，

未笑先露齿，

西餐不用叉。

直到夜深，大家始尽兴返校。临行，调皮的同学还郑重其事对茶馆的伙计说：

“么师，茶留到起，二天还要来吃！”

“春季攻势”以后，再继之“夏季攻势”有些同学如愿以偿，喜气洋洋；有些同学毫无“斩获”，垂头丧气，真像个狼狈的败兵。我和最低领袖逍遥“战场”之外，虽无战胜的欢快，也无战败的苦恼，倒也自由自在。最低领袖告诉我四年大学生活内他绝对不谈恋爱，他也作了两句打油诗：

没有爱的日子太寂寞，

有了爱的日予更难过。

看样子，以前他可能也尝受过爱的痛苦。

“我宣誓追随最低领袖到底，”我对他说，“四年内，我绝对跟你一样不谈恋爱！”

我竟未能实践这一誓言。一年后，一位女同学闯进了我的世界。

她，是郑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