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贺蒙陷入焦急、迷茫、失望、悲哀、痛苦中。

我们已清楚地晓得：中央军没有来；二十九军正沿着津浦线节节退向山东。这时候，唯一安慰我们的，是贺大哥贺力。他劝告我们不可悲观，他指出我们过去希望“坐享胜利成果”的错误，他希望我们能找机会参加救国工作，或是设法到南方升学。

高大爷呢？我们突然不容易见到他了。高小姐和高老太太也都搞不清他天天在外面做些什么事。幸而，我们住的是英租界，日本军队虽然占领了天津，但还不能进入租界。这时候，青年人们纷纷搭船南下，我便也向姑父母正式提出请求：准许我也到南方去参加救亡工作，或是去升学读书。

姑母连半分钟也没有考虑，便一口拒绝。她的理由很简单：我还太小，她不放心。姑父也不表赞助。他已经给我报了名，要我投考天津耀华高中。

贺蒙表示愿以我的去留决定他的行止。在初中的三年时光，我俩一直被同学们视为“孟良焦赞，孟不离焦，焦不离孟。”我觉得万分对他不起，我竟不能立刻作走还是不走的决定，使他苦恼不已。最后，他向我摊牌：要我跟他偷跑！而我，确是无论如何不能硬下心肠用偷跑的方式离开姑母一家人的。我曾偷偷地写好一封给姑母全家的谢恩信，决心不辞而别；可是姑母的眼泪软化了我的铁般的意志。姑母老泪纵横地，紧拉住我的双手说：

“我求求你，乖孩子，我求你再过两年，稍大一点再离开家。你们张家就留下你这条命根，我死也不肯现在就放你走，我不能对不起你父母的托付。尤其你父亲是打仗打死的，我绝不能再让你重走这条路，告诉你，我已经一连做了好几天恶梦，梦见你和日本兵在前线对打，被打得遍身是血－－”姑母猛地抱住我呜咽起来。我消失了抗辩的勇气，虽然心里不甘心接受姑母的阻止。

我本希望表哥和我一路南去；想来想去，我不能那么做。我自己吵着要走，已经使姑母大为伤心，怎么还能再拉上她的爱子呢？但是，我绝不肯留在沦陷区当顺民。

我在耀华高中的考试场内，故意几乎交了白卷，为的令姑父对我的“名落孙山”失望，而答应我去南方。然而，我这一计，并未得售，姑父毫无怨言地要我在家休学一年，然后再去投考高中。

我试着发动亲友向姑父母游说，希望借重他们说服姑父母，达到放我离家的目的。果然有两位父执辈亲友十分恳切地帮助我，在姑父母面前力主叫我南去，给我莫大的同情与鼓励。可是，何其不幸，唯有当初对抗日最具信心的高大爷，却坚持反对意见。

高太爷已经重新露面，事后我得以知道，他自天津沦陷后，为了保全他那个电信局的科长位置，大为奔走－－电信局长已换成了日本人，大部分高级职员也都换了新人，高大爷竟能由于他的“能干”、“手腕”，仍旧官居原职。

“老弟，”他叫得我倒一如往日地亲切，“我看，咱们的抗战绝没有前途。天津撤退得如此快，真不像话。日本的武力太强大了，我们跟他打，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呀！我敢保证：济南、上海、南京，马上也得完蛋大吉！你要跑到南方抗战，我无法举手赞你的成！”

我有一肚子话要质问，甚至要唾骂高大爷。可是，我想，我必须忍耐下来，在高老太太家里我总还得保持一个懂礼的小客人身分。我咧了一下嘴，做苦笑状，决心以温和的态度讽刺高大爷一下：

“您一向有判断力，因为您一向消息灵通。最近，明轩、荩忱、仙阁有信或电报给您吗？”

“唉哟哟！老弟－－”他立刻由沙发上跳起来，连忙用手堵住我的嘴，“别开玩笑，谁认识那些家伙呀？千万不能再提那一批人，我根本连见过他们一面都没有呀！”

我心里暗暗发笑，他那种畏惧的窘相，活像我们身边有日本特务在场一样。

当天晚上，高大爷特别跑到我家，对我姑母讲：

“令侄有点瞎胡闹，我站在老大哥立场，为了爱护他，不得不劝阻他南去。他才是个十七岁的小孩子，就算到了南方又能干什么呢？我们绝不能看着他到南方受罪或送掉小命！”

高大爷的这番话，表姊在旁听得清楚，一五一十地转告我。表姊还加了一句评语：

“高大爷的措词太刻薄了一点，神气也太讨厌了一点，我对此人的印象已经大不如前。”

从此，我和表姊很少到高家去，并且我们还一再向表哥口直心快地说出来：

“对于阁下的大舅爷，委实不敢领教！”

约摸一个月后，高老太太做五十五岁大寿，表哥当然要去拜寿一番，而我和表姊也接到了正式请帖，我们尽管对高大爷不感兴趣，但对于高家其他的老老小小仍具有好感，因此，我和表姊准时前住。

意外地，这一次在高家，我见到了唐琪。这是我和唐琪平生第一次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