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琪的决定，和我回到天津第一夜所做的决定，是相同的。
可是，我依然盼望能在街头或其他公共场合遇到唐琪。我愿意见她一面，甚至偷偷看到她一眼不被她发觉。我们分别已将六年，这比我们相识、相聚、相爱的时间长得太多了，也许以后更悠长的几十个年头，都不再有重逢的机缘，直到了结此生－－想到这儿，心酸阵阵，我不敢再想，唯恐再想下去，便会变更了自己的理智的决定。
一个深夜，我又失眠了。披衣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股奇异的情感驱使我在黎明时分写完了一篇散文－－我殷切然而含蓄地，写出来我对一位少年时代的伴侣的怀念与祝福，我没有写出那个女孩子的名字，当然我指的是我少年时代唯一的伴侣唐琪。脱稿后，我觉得感情似乎获致些许解脱，心灵似乎获致些许宁静。
我把那篇散文送往天津当地一家报纸副刊发表。以后，我再没有写过一篇纪念唐琪的文章。一方面我不擅于抒情文字，另一方面为报社大量拍发新闻与撰写通讯的工作几乎已占去我整日整夜的时间。又加上报社准备在天津成立分社，筹备职务落在我的头上，更使我忙上加忙。
报社总社长在三月中旬，到平津旅行，他看出来关系全国军政大局的所在，正是北方，所以决心在北方办报，因为北平旧有与新创办的报纸已嫌过多，他便决定把分社成立在天津。
我们向敌伪产业处理局洽购了过去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日商印刷株式会社的财产：一栋办公的楼房，一个设备完善、足够印刷日报条件的工厂，两栋员工宿舍，另外还有一部道济牌座军、两部卡车，和十部三轮摩托送货车。
在我奉命积极筹备创刊的期间，东北战局的豁然开朗，使我倍加兴奋。果然如我所望，那支抗日时代远征印缅的国军，在三月底一举攻克了辽阳与鞍山。贺蒙专函向我报捷，根据他亲自参与这次战役的描述，我完成了一篇特写寄往南京。紧接着，国军收复了营口、海城、大石桥，和沈阳。可惜，我们分社赶不上跟这些好消息的来临同时创刊！我想，收复长春一定也为期很近，于是我加紧筹备，希望收复长春之前，分社可以出报，并且希望能把收复长春的消息印发号外。
四月初，分社正式成立，出报。总社社长因为我熟悉天津环境，又为了奖励我到达平津后的工作劳绩，重用我担任分社社长。这是我一生事业上的新纪元，我必须更勤恳地全力以赴。
我曾邀请最低领袖和维他命Ｇ到天津报社来共同工作，我想最低领袖在撰写社论、专论，维他命Ｇ在担任资料或采访上，均能胜任愉快。他们一位也没有来。最低领袖在南京集中精力办他的刊物，无法分身；维他命Ｇ在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上作，已获升迁，不愿另就他职，同时他在信上坦诚地告诉我，他正和一位上海小姐恋爱，实在难以分开。
我盼望我们的报纸一创刊，就能尽速登出收复长春的消息。我竟当真盼到了：四月十四日，苏军突然自长春全面撤退。
然而，剧烈的战事就在十四日当夜爆发。苏军是撒走了，长春四郊的共军便立即向刚刚空运到长春市内的四千名国军开始猛烈袭击！由于兵力过于悬殊，寡不敌众的国军被迫放弃了机场和郊区据点，困守市区核心阵地，最后经过惨烈巷战，国军弹空援绝，死亡殆尽，长春卒于十八日陷落。
苏军接著于二十五日表演“哈尔滨撤退”，共军当日即将哈市全部占领。
情绪一变为低落而恶劣，我甚至诅咒自己和许多同仁以心血劳力印行的这份报纸，仿佛它是专为刊登国军失利、共军得势的新闻而出版的！
政府似乎再也不能忍耐了，五月初，所有集结东北的国军奉命一齐向共军展开总攻击！本溪大战，太子河畔大战，四平街大战，公主岭大战，相继而起。
贺蒙在激战的前线仍有信来，他令我吃惊地提到：他可能在最近变为神经错乱的疯子。
他的信上这么说：
共军现在的第一线上，完全换成了被勒迫集结的农夫、工人和难民，这些为数达十余万的无辜男女老幼们，哭号震天地高喊着他们是老百姓，是中国人－－我们的火力无法不停熄下来；可是共军的炮火便利用这个空隙向我们猛烈轰击，并且由那些赤身露体的老百姓组成的“肉体坦克车”群，也跟着冲进我们的阵地。我们再不还击，只有等死，这时候，夹在双方炮火中的“肉体坦克冲锋队”又在惨叫个不停：“好心的叔叔大爷们啊，别放枪呀，俺们都是老百姓－－”我们的弟兄们又都心软了，这些老百姓的哀号落在弟兄们的心房，比子弹穿过胸膛更今他们剧痛－－醒亚，枪林弹雨，血肉横飞，肝脑涂地，并不可怕；房舍倒坍，火烟漫天，死尸盈野，并不恐怖；然而，这“肉体坦克”太可怕，太恐怖了－－醒亚，我真怕我最近就会精神错乱地变成疯子，我痛苦到极点时，竟想到自杀；可是我不甘心，我得向共产党讨回血债，这血债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全东北人民，全中国同胞的－－
五月下旬，国军收复西丰。共军补给线被切断了，从此开始总溃退，于是四平街、公主岭相继被国军收复。
二十三日上午国军攻克长春！我督促报社赶印的号外，被天津市民们争相抢购一光。接着，我们每天都要赶印号外，因为国军乘胜追击，吉林、小丰满、德惠、农安均入国军手中，并且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松花江岸。
国军在东北的胜利自此到达巅峰。
就在这几天，唐琪重回东北。贺大哥和表嫂分别告诉了我：唐琪临走，曾以电话向他和她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