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日夜不休地埋头苦读下,初中毕业考试和全市的会考两大关口,能够一一度过。我得到了两张证书。
姑母、姑父对我大加夸奖,并且给我特制了一套西装,做为犒赏。那套浅米色派立司西装给我的记忆迄今仍是那么新鲜、难忘,因为那是我生平享有的第一套“处女”西装--在以前,我一直是穿中式衣服,或是海军服、童军服、学生制服、皮夹克等等服装的:这次,我才跟姑父学会了打领带,吊裤子背带,跟表哥学会了放一条小手帕在西服上装左上角的小口袋里,并且露出一个小三角来--我穿着那套新装,大有手足失措,不知如何迈步的感觉。表姊笑我走起路来活像四郎探母的大国舅、二国舅的台步。幸好,我还不太笨,不多时,我便不再小“土包子相”毕露,而能够轻松自如了。当我自天津最有名的同生照像馆拍摄了一张全身八寸大的照片出来,走到街上时,感觉自己的脚步已经完全“胜任愉快”,且近乎“潇洒”了。
就在我每天穿着那套新西服,在外面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快乐地流连忘返于露天影院、露天剧场、露天乒乓球社,与露天饮冰室的时候,三百多里外的芦沟桥畔突然响了震人心魄的第一枪!
随着这一枪,全面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从九一八以后,山海关内尽管过了几年表面上一片太平景象的岁月;可是,在我们国家暗中发愤图强下,敌人似乎已经不甘坐视我们这一头东亚睡狮的醒来,因此敌人逐步地向华北施展压力;冀东伪自治改府的成立,冀察特殊化的形成,日本货公开武装走私的猖獗,每天上百的被害的中国劳工的浮尸(他们被抓或被骗去为日人修造秘密军事工程后全遭杀害)在天津海河上飘流个不停--在在都迫使善良的中国人民从心中燃烧起愤怒的火焰。我们能和日本开火,是那时候,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们,所最狂热渴望的一桩事。
本来,在我痛快地玩了几天之后,应该安心在家开始做投考高中的准备了;可是,这一来,我沉不下心去了,我每天忙着到各处打探战争消息,并且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劳军团,向市民募捐,然后打着小旗,抬着肥猪,跑到天津市郊韩柳墅一带去慰劳驻在那儿的第二十九军。我们那个劳军团团长便是我的同班同学贺蒙,他是一个非常爱国,非常热情的少年。
贺蒙有一个哥哥--贺力,比我和贺蒙大了四、五岁,身体特别健壮,当初也是学校里出色的田径选手,他创造的纪录,是我和贺蒙望尘莫及的。他一向关心国事,曾向我和贺蒙作过不少次国事的分析与讲解。我和贺蒙很钦佩他。不过,贺力对于这次由于芦沟桥事件引起来的中日战争,却大出我们意外地,表示出不可过于乐观的看法。
“你们不可以盲目地乐观。”贺大哥贺力居然这么说,“我们马上就能一鼓作气把日本人赶出山海关,甚或赶出东三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和贺蒙立刻把嘴一撇,表示不敢苟同他的论调。
“我希望我们的抗战最好再晚爆发三年或五年,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敌人,我们的人民一定会减少很多的牺牲。”贺大哥如此接着说,“可是敌人等不及了,他怕我们准备好,所以他要提早挑衅开启战端!我们这次非死拚到底不可;不过,我相信我们得吃上不少年的苦头,才能打倒比我们强大百倍千倍的敌人。”
老实说,我们当时无法接受、赞同、了解贺大哥的话,并且认为他是成心在泼我们冷水。心想:你不过大我们四、五岁,比我们知道得多不了多少,竟对我们大倡异说,实在令人不快。
为此,我和贺蒙宁愿“另请高明”,再去寻觅一位明了国家大事,而能给予我们正确指点的人。我们发现了一个理想人物--那就是我的未婚表嫂高小姐的大哥高大少爷。
高大少爷,那时已经三十岁出了头儿,因而一般人都称呼他高大爷。高大爷平日待人接物可比贺大哥老练多了,同时口才也比贺大哥强,尤其他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说话时,面目表情丰富,声调抑扬顿挫,手式姿态动人,这一切都深为年轻人所倾倒。
“老弟们,放心!”高大爷每次都对我和贺蒙这么说,“没问题!日本小鬼外强中干,鬼子兵看到咱们二十九军的亮闪闪的大刀片儿,浑身就吓得打抖啦,还怎能跟咱们打仗呢?”他一面说,一面做着吓得打抖的表情,然后又用手掌当大刀片,用力一斫一斫地,“杀,杀,杀,就这么给猴嵬子们都杀光!”
我们真听得入神,几乎要鼓掌喝彩!
“告诉你们,老弟!”高大爷十分威严地说,“当今华北要人宋哲元宋明轩先生,秦德纯秦绍文先生,张自忠张荩忱先生,冯治安冯仰之先生,刘汝明刘子亮先生,萧振瀛萧仙阁先生,都是我的好友。没问题!我的消息灵通,告诉你们,日本人想打我们,简直等于鸡蛋碰铁球!”(原注:宋哲元系当时冀察政委会委员长,秦德纯系当时北平市长,张自忠系当时天津市长,冯治安系当时河北省主席,刘汝明系当时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曾任天津市长。以上诸氏均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亦均为抗日初期的名将。)
“高大哥伟大!”我和贺蒙几乎同时喊叫出来。鸡蛋碰铁球!好哇!多生动的比喻!多痛快的比喻!多正确的比喻!多有力的比喻!我们对高大爷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无法不崇拜高大爷,他竟能把华北要人们的“台甫”记得那么清楚,而我们就从来不知道宋哲元号明轩,秦德纯号绍文,张自忠号荩忱--中国人的习惯是应该称呼人家的“号”,不能直呼人家的“名”的。我们和高大爷一比,知识可太贫乏了。难怪人家高大爷令人钦佩,他和那些大人物都是朋友哇!
二十九军真勇敢,官兵们奋勇杀敌的事迹,获得全国人民的敬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一位师长赵登禹,在身先士卒的冲杀中,相继阵亡了。然而,大刀片儿究竟抵不住东京兵工厂出品的飞机、大炮、坦克车;于是,我们的忠勇国军,在慷慨地,大量地流血以后,只好做撤退的部署。
平津失守的前夕,我和贺蒙专诚往谒高大爷。
“老弟,没问题!荩忱有电话给我,绍文有电报给我,没问题!中央方面也有信给我,中央军马上也就到,是庞更陈的队伍跟孙仿鲁的队伍。知道吗?庞更陈就是庞炳勋!孙仿鲁就是孙连仲!中央飞机马上也就来参战!放心好了,日本人今天打咱们,简直是鸡蛋碰铁球!”高大爷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心花怒放。当然,贺大哥贺力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更为一落千丈。
可是,真糟,当天晚上情势大变:高大爷的话完全没兑现。飞机确是来了,在天津市猛烈轰炸,那是日本飞机!援军也来了,是日本的增援部队,他们和天津市的保安队在东局子激战了一夜,因为兵力众寡悬殊,我们的保安队牺牲殆尽。自此,天津沦陷,太阳旗开始出现在这个大都市的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