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病床上的我，对于美庄吃了地下钱庄的倒账，又有甚么办法可想呢？我只有劝解美庄，并且听任美庄向我发泄怨忿与怒火：

“你从来不提醒我一声长期放账有危险！好好的三十条黄金，都换成新台币，这一下子，一两一钱都没有了！在成都机场我要分给你一半，你要拿去不就好啦吗？那今天最多只能倒掉十五条，你当时为甚么不拿呀？”

“美庄，我就是拿去，来到台湾还不是要交给你吗？”

“你不会不交给我吗？”

“那怎么行？金子是你的，你要做生意或放账时，会找我要的！”

“甚么金子是我的？我们两人还分这么清楚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我尽管找你要，你也可以不给我呀？我糊涂，你不能糊涂呀，你是个男人！”

我不再说话。我怕惹起美庄更大的不快。

真是祸不单行，美庄吃了倒账的第三天，焦急得骇人地跑来找我：

“醒亚，这次可真是糟透了！背时透了！我跟人家合伙的一批价值二十万新台币的西药，因为漏税，完全被基隆海关和保安司令部联检处查扣没收啦！里面有我的一半，有我十万块钱的东西，你得赶快想办法，想办法救救我！这是我托人在香港卖掉了两只钻戒，又加上我两个多月来千辛万苦赚的钱，换来的一批西药，这是我仅有的全部财产啦，绝对不能查扣，绝对不能没收！”

说罢，美庄伏在我的胸前，痛哭起来。我没有哭出声音；我把眼泪都吞到肚子里去。我极为痛心美庄从事这种走私漏税的非法生意，又极为同情怜悯美庄今日的遭遇。事先，我不能劝阻美庄，事后，我又不能为美庄一伸援手－－我没有讲一句责备美庄的话，我把一切过错都推在自己头上。

“你紧着骂自己有甚么用？这实在又不是你的错！”美庄说，“你可以帮我忙，跟我合伙的那个商人告诉我，保安司令部的联检处长是你的老乡，同时曾在你们天津做过甚么警备总部的副处长，他说只要你出面说一句话，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醒亚，你快给我写信，我去见那位处长！”

我摇摇头。

“怎么？你是天津市的参议员，那位处长会买你的面子！”

我再摇摇头。

“怎么？你连封信都不肯给我写呀？你要成心叫我破产，你要成心叫我落魄流浪在台湾现眼现世呀！你要－－”

“美庄，”我打断了她的话，“我求求你，你别逼我做这种事好不好？我和那位处长过去在天津也算是熟朋友；他一直是一位正直不苟的好军人，何况今天台湾厉行法治，任何人任何机关也不能通融或放任非法走私－－”

“我们将本图利，把医人活命的西药运来，有甚么非法？”

“偷税就是非法啊。”

“不偷税，赚谁的钱？”美庄理直气壮地叫着，“这都是你们台湾干的好事：老百姓放倒了账，政府没有办法代为追回；老百姓做个小生意，左也是税，右也是税，动不动就要没收充公！还开口自由中国，闭口自由中国，我怎么在这儿一点自由也没有？保障不了人民的存款，就是无能；没收了人民的商品，就是贪污。怪不得以前老有人批评这个政府贪污无能，真是一点也没有说错！”

“美庄，你先别冲动好不好？你这样批评政府是颠倒是非，强词夺理呀！这儿是医院，叫别人听到不太好－－”

“怎么样？我才不怕哩！我父亲靠拢了共产党，我并没有靠拢共产党；我万里迢迢来到台湾，是道道地地一名反共忠贞人士，我靠拢的是张醒亚，我靠拢的是中央政府；可是你们给我的是甚么？是害我破产，是见死不救－－”

我痛苦地闭上眼，面对着盛怒的美庄，我没有再看下去的勇气。

“醒亚，你说话呀，你在天津时就奉公守法，结果还不是把大好河山都‘奉’给了共产党，奉公守法有甚么用？你还不觉悟呀！”美庄用力地摇晃着我的肩膀。

“美庄，美庄，”我拉住她的双手，沉痛地，诚恳地跟她说，“我们过去就是因为不奉公守法的人太多，才失去民心，才丢了大陆；今天到了台湾，如果再有不奉公守法的人，我们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膏药！膏药！一贴俗不可耐的膏药！”美庄猛甩开我，“我真糊涂！我真背时！我怎么竟会爱上一个专门卖膏药的人！”

护士们跑了进来，她们弄不清我和美庄为甚么争吵，只有劝我俩都不要再多说一句。美庄被劝到护士长室小坐。我托一位护士小姐派人给表姊、贺大哥各送一信，请她们即来医院。

表姊和贺大哥赶来时，美庄已经离去。

贺大哥答应尽全力设法代美庄多讨回一点倒账，关于走私的西药只有听任充公。表姊答应负责劝慰美庄，并以最大的诚意邀请美庄回家同住。

贺大哥多日跑腿的结果，总算替美庄索回来五千新台币。美庄在表姊的一再恳邀下，迁出开支浩大的中航招待所，搬回表姊家去。表姊特为美庄大兴土木，把卧室和客室中间的纸门改造为整面的墙壁，为的使美庄住在客室里不再感到不便。表姊又把客室地面全部改为地板，她说美庄不喜欢住榻榻米；另外，表姊又在客室的落地窗外加种了许多美庄喜爱的花，表示欢迎的热忱。

一周下来，表姊告诉我，美庄的情绪已逐渐好转：

“最初两天，美庄像只受伤的小兽，躲在一角，不思饮食也不讲一句话，有时还独自哭泣。我想尽方法逗她高兴，陪她谈笑，她慢慢地开始说话了，不过都是些牢骚话。她还一度要返回大陆，她说她父亲在共产党那儿依然官高爵显，她要回去继续享大小姐的清福。贺大哥那天劝了美庄一夜，把共产党利用投靠份子的阴谋详加分析，才稍稍使美庄回心转意。最近两天，美庄有说有笑了，只是还跟你赌气不肯到医院来。我看，你写个条子我给你带回去，写上几句亲密的道歉话也就算了，虽然我知道你并没有错误！”

美庄在表姊的陪同下，重来医院。我发觉她瘦了不少，我难过极了，我委实感到愧对美庄。她沉默地依在表姊背后；我宁愿再多挨她一顿声色俱厉的责骂，不忍看到她这种沮丧、悲戚、忧郁的可怜样儿。

以后，每隔三、两天，美庄便单独来看我一趟。

“现在，我只好空手来看你了，”美庄常这么对我说，“我即将一贫如洗－－”

我告诉她只要她人来，我已心满意足。

“我不敢多来，来多了，多惹你生气！”美庄翘起嘴巴冲着我说。

“不会的，好美庄，”我热情地拉住她，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这么热情地跟她说话了，“只要你来，你随便怎样向我发脾气，我都乐于接受！”

四月初旬，医生断定我的左腿必须锯掉，不过动手术的日子要再等一个月，因为怕我目前的体力，支持不住流血过多的损耗。

我要求医生和护士先别告诉美庄，我怕她会受不了这个刺激与打击。

可是，美庄就在这几天，开始以一个新的行动，来刺激，来打击我了。

一天清晨，美庄突然带领一位男士前来看我。我一眼便识出那是多年前我和美庄订婚之夜，在美庄家中见过的那个“团总”曹副官。

团总穿着笔挺的西装，衬衣硬领前打了一个艳丽的领花，满脸笑容地把他带来的大批食品放在桌上，赶忙和我握手问好，一面说着：

“张先生，真想不到我们大家又能在台湾见面，要不是昨天我在西门町碰到大小姐，还不知道您在这儿哩！以后我可得时常来向您请教，您和大小姐有甚么事，只管吩咐一句，我在外边还能兜得转，兜得开！”

我尽管对此人从无好感；可是人家好心好意地来探视我，我总得客气几句：

“谢谢你呀，曹副官。”

“怎么乱叫人？”美庄马上纠正我，“人家现在早不是副官了，也不能再叫他团总了－－”

还没等美庄说完，曹副官立即掏出一张名片，笑嘻嘻地递向我来，上面印着他的头衔：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对不起呀，董事长！”我向他举一下手致歉。

“不敢，不敢，大家老朋友，老同志，有哈子关系？”他对我连做“老朋友老同志状”，几乎令我叫出来：“吃不消。”

接着，他告诉我：他在三十八年夏天奉美庄父亲的命令，出差到广州办事，广州陷落前夕，美庄的父亲急电召他返渝；可是，他观察大局情势，认为四川也难保住，所以便溜往香港，开始经商。

“总司令投共，太可惜了，我要在他身边，绝不能要他投共，可借我没有在重庆！”临走，他又摆了半天“忠贞反共”的面孔。

我似有一种预感：这个人撞进我和美庄的生活，我俩将同受到晦气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