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表姊丈在义顺合请我吃西餐。第四天，表哥请我吃正阳春烤鸭子。第五天，贺大哥请我吃同和居涮羊肉。以后一连几天，都有姑父海关的同事、表姊丈邮局的同事、表哥银行的同事，以及左邻右舍与初中时代的校长老师们，分别请我吃饭。

虽然酬酢频繁，我并没有松懈工作。一周内我已经写了两篇特写与通讯，电讯每天拍发一、二次，从无间断，表姊回唐山以前还一连三日开夜工，帮我把新闻稿译成电码。

半月后，应酬逐渐减少；工作更形加重。要拍发的新闻很多，得报社同意聘用了一位专任译电员做为我的助手。

北平方面似乎比天津的新闻更多，我开始经常往返平津道上，在北平住几天，再回天津来几天。

这期间，华北各地的日侨和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官兵陆续集中在天津，由我政府照料，遣送他们返国。对投降后的日本尽量宽容，是国家的政策；然而，饱受了多年蹂躏与残杀的中国老百姓，实在一时忍不下这一口气，于是，偶尔仍有殴打日本人的情事发生。

一天下午，人群拥挤在天津的黎栈大街，交通几乎堵塞了，我以为是发生了车祸，要不就是化装游行，再不就是国军演剧队上演街头戏；结果，挤进去一看，只见男女老幼市民们摆了一条长龙，领甚么配给品吗？不，原来竟是依照排队的前后次序，每人可以在两个日本人的脸上打两记耳光。

排队的人们，不住地叫着：

“前面请快点打哟，我们排在后面的好心急呀－－”

“好多天在马路上，碰不见日本人的面，这一回，可让二大爷逮住，出出气了－－”

围观的人们，则不停地鼓掌、喊好。

有人说：被打的两名日人中间的一个，被认出来过去是宪兵军曹，有人指说他曾经毒害过不少中国商民和抗日志士，因而他挨的耳光较多较重；另外一个大概只是一个普通侨民，大家数道不出他的具体罪名，然而在群情激愤下，他也无法脱逃。他们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孔流血不止，十分狼狈，那个当过宪兵军曹的人连连拱揖、鞠躬，乞求大家罢手；长龙内立刻爆发出怒号：

“不行，不行，当初这小子收拾咱们中国人的时候，灌凉水，上大挂，抽皮鞭，坐老虎凳，一样也少不了；今天只赏他两个‘锅贴’，已经太便宜，太宽大了！”

两、三名警察在一旁劝阻；可是，显然无能为力。

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参加劝阻的工作。

“各位父老兄弟，日本人已经正式投降了，如果这两个人过去的行为已构成‘战犯’案件，自有政府法办，他们是跑不掉的，我们老百姓可以不必再这样对待他们，因为－－”我刚刚说到这儿，便遭到了制止、抗议，与嘘嘘的嗤声：

“嘿，谁要你来多管闲事？不开眼！”

“嘿，你是‘亲日派’吧？日本投降了，知道不知道？你还想宣传中日亲善呀！神经病！”

“嘿，你别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吧？胆子可真不小哇！”

我忍受下这些谩骂，理智地答话：

“诸位的爱国心，我很钦敬；但是，我们如果真爱自己的国家，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放大，正如我们国家元首所说的，要以德报怨，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解除中日两国百年来的世仇。如果，我们继续跟日本为敌，或者将来再掀起一场中日战争，那岂是我们国家之福－－”

“不听，不听！”大家打断了我的话，接著有人说：

“日本人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我们打了胜仗，并没有去强奸一个日本娘儿们，只想打两巴掌也不应该吗？”

又有人哭叫着说：日本人杀了他的父母，或是杀了他的子女，谁要再阻止他们今天打日本人，他们就连谁一起打－－

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到我的眼前：

“对，谁再多管闲事，我姓庞的眼睛认人，拳头可不认人！”

后面的人有的喊他小庞，有的喊他庞老弟，有的喊他庞二哥，异口同声地给他“加油”，喝彩。

警察拦阻了他；否则，我或许已被他扭住。

我再没有办法说服这些人，连外圈的围观者也大多对我起了反感；只有少数人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这位先生说得也不算错，日本已经投降，已经解除武装了－－”

“你们这几块料，少废话！我的亲哥哥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你们到今天还想当汉奸哪！”那个姓庞的小伙子跳起脚来叫。

大家跟着．齐吼：“‘亲日派’快开路，要不就乖乖地排队到后边加入我们‘抗日’的行列－－”

这时，驰来了几辆警备车，警、宪纷纷跳下车来，两名日人终于被“抢救”走了，咆哮的群众逐渐散去。

我默默地走开，步子沉重，心更沉重。

一连几天，有两家广播电台找我，去播讲我所知道的抗战期间战地与后方军民的生活；又有两家当地的报纸，也以同样题目邀我写了两篇报导。每次，我都在结尾加述上一段：

中国抗战的真正价值，在于以战止战，建立亚洲与全世界的永久和平。因此，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应该跟他们的人民友好；实际上，日本人民确是无辜的！祸首罪魁仅只是少数的日本军阀、政客、财阀，他们被打倒以后，中日两国的老百社应该如兄如弟，诚恳合作，共同为人类谋幸福，才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真正的福气－－

我担心，我这话会被人听不进去，或被人讥为“八股”；可是，那两家电台和报社的友人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不少听众与读者的来信，反应相当良好。而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次几乎要把我当汉奸“严办”的庞姓青年，一变而为我的知音。

在一次民众集会的公开演讲中，我应邀讲述了我们抗战的艰苦与牺牲的惨重，最后少不得又讲述了从此中日两国应该真正亲善－－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小伙子跑到我的跟前：

“张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我是那次－－”

猛然间，我想起他来：

“你贵姓是庞，对吧？”

他点点头。

“又要向我提抗议，是吗？”我问。

“不，”他诚恳地，并且一脸愧色，“我要特别请您原谅我那天的鲁莽，我要向您道歉－－前几天，我在电台和报纸上听了读了您所讲的话，越想，您讲得越有理；今天在这儿方才知道您就是张先生－－我很难过，我不知道您曾经是一位抗日军人，这也怪您那天在黎栈大街为甚么不告诉我，不告诉大家伙儿您的身分－－”

我连忙劝慰他，告诉他我十分高兴今天在这儿重跟他相遇，真是缘分。

“我的胞兄是国军一名连长，抗战时阵亡了，”他接着说，“所以，我一直恨日本人；自从听了您的广播，看了您的文章，我已经慢慢明白了，日本老百姓也很可怜，他们并不喜欢到中国来打仗。昨天我的邻居－－一家子日本人，老老小小哭得死去活来，原来她们接到了正式通知：老太太的两个儿子统统在日本投降前战死了，全家目前只剩下一个老婆婆，两个年轻的寡妇，四个孤儿－－您刚才说得对：人与人之间应该和平相处，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国家与国家之间更应该和平相处－－”

临行后来他留给我一个地址，他说他会开汽车，希望有机会给我服务。

后来，他果然做了我的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