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暖花开季节，我享有一段愉快惬意的好时光。

我又重新穿上了军装，找到了我们的部队。我们的部队奉命在洛阳以西的张茅整编，准备不久重上前线杀敌－－

不是回到太行山打八路军；是到中条山打日本。

贺蒙已随部队冲下太行山，健壮如初地在军中过活。对于我，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假如他果真战死，而我被贺大哥救活回来，我将一生不安。

另外值得高兴的事情很多：每天有报纸看，有收音机听，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同胞全力支援的新闻供我看够听够，再不像以前在沦陷区或太行山时，那么消息闭塞；军人应获的优待荣誉，我开始享受，看戏、坐火车，一律免费，买东西，商家一律给打折扣，老百姓由衷地敬爱军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所表现的热情，更令人感动，回想当年自己曾经做过崇拜军人的小学生，一晃几年，自己也能变为被小学生们崇拜的对象，怎奋也止不住一阵一阵欢喜。

逛名胜古迹、吃当地特产，也是那一段日子中最令人开心的事。豫、陕、川一带：绿珠坠楼的金谷园、赵王带着蔺相如和秦王会晤的渑池、杨贵妃的故乡灵宝、老子骑牛过的函峪关、贵妃出浴的华清池、王宝钏苦守十八年的寒窑（当然这是传说中的一个所在）、阿房宫故址、诸葛亮修过的栈道故址、万山环抱的张良庙、唐明皇夜雨闻铃断肠的剑阁－－我都一一游览或路过；河南的大锅饼、瓦块鱼焙面、陕西的牛肉馍、水盆儿羊肉、四川的红油抄手、担担面，我更是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河南戏、陕西梆子、与川戏，我都很感兴趣，而最使我欢喜的则是河南戏。在洛阳时，我常和贺大哥去听河南戏，河南大戏跟平剧一样，气魄大，场面大，例如“大战宛城”，马踏青苗，曹操的八员大将，表现得威风凛凛，绝不输于平剧；我们也非常喜欢河南的“乡下小戏”－－那些朴实可爱的河南大汉扮演的各种角色，亲切而生动，腔调别具风味，词句、道白、分外幽默。我一直无法忘记我最爱听的几出戏－－“南阳关”、“陈州放粮”和“打潼关”。

“南阳关”中有这么两句：

师字旗呀嗨，

空中飘！

哦，上又上写着（念做昭）：

提兵调将的伍云昭－－

“陈州放粮”里的大宋皇帝一上场这么唱：

有为王出期来，

比官儿还大，

右思思，左想想，

俺是朝廷。

巡一步，退一步，

等于不走，

白萝卜、红萝卜，

都不是大葱！

包拯功在国家，皇帝赐宴犒赏他时，这么唱：

正宫娘娘烙的饼啊，

孤王亲自卷大葱－－

听来好亲切，好一个平民化的可爱的皇帝！

“打潼关”里的秦琼出来这么唱：

秦琼跨下黄骠马，

秦琼手使剑青铜，

有人问俺名和姓，

姓秦名琼字秦琼。

接着，程咬金出来有这么一段道白：

拉马来到潼关，

不知是何地方？

待俺下马观看，

啊，上写三个大字：

潼关！

上面这几段滑稽的唱白，我和贺大哥立刻学会，并且变成了我俩平日问安道好的代用语，只要两人一见面必先对唱几句。一直到十数年后，我们还有这种“习惯”。

在洛阳我曾碰上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洛阳很少防空洞，只靠散兵壕改的防空壕躲避。一天，我和贺大哥在城外散步，敌机来袭，我们分别躲在两个小壕里，敌机正好在我们头顶上下起“蛋”来。弹尾风轮转动的尖锐声响，听得非常清楚，一下子我眼前完全黑了，几乎失去知觉，挣扎了一下，才觉出头顶上和全身上都压着一层厚土，心想：怎么这么快已经被炸死，又被人埋葬了？

突然，贺大哥的声音响了：

“醒亚，醒亚，怎么样？”

我，用力由土堆中钻了出来，看到贺大哥满脸满身是土，正向我咧嘴苦笑。原来敌机一连在我们附近投下几个小炸弹，炸起来的土把我们给盖了起来。

“又是一度再世为人！”回城里的路上，我跟贺大哥说。

他搂紧我的肩膀：

“咱们这才真是生死患难弟兄。”

就这样，在贺大哥的爱里，我度过那一串难忘的好日子。

部队整编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后方寄来的国立编辑馆编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书内有文章记述了两年前跟随我们部队转战南北的四存中学学生，于河北衡水与日军激战，那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少年居然能够单独战斗，勇猛异常，上百同学与多位老师均壮烈战死，因而获国府明令褒扬，着将光荣事迹宣付国史，且令地方于收复后建祠纪念。

我们读到这册教科书，在悼念为国捐躯的青少年勇士之余，也为他们名垂青史感到安慰。然而，我们又得知：衡水战役后不久，八路军集结贺龙、刘伯承、吕正操三万大军将我们的部队层层包围于深县北马庄，血战两夜一昼，双方死伤惨重，被俘之四存中学学生三百人之多，因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身分，竟全被枪杀－－这一史实则未见载于教科书中－－我们真不禁要问：政府要“容忍”到几时呢？

另一桩令我们悲愤的事发生了，随军电台的同志传来“新四军事件”：

近年来，驻防江苏安徽地带的新四军（原是中共红军，七七战起，接受政府正式改编，给予国军番号），曾不断袭击敌后的国军与民团，扩张武力与地盘，自行成立政府，企图消灭苦撑在敌后的江苏省政府－－如今，则更违抗统帅部调动他们北上与日军作战之命令，反而围攻中央军第四十师于三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事态太过严重，无法再忍，下令还击－－约两周后，电台同志告诉大家：经过剧烈战斗，新四军溃退，军长叶挺被俘。

我并不为此高兴庆贺，因为我清楚知道：无论如何这又是一场国人同胞自相杀戮的大悲剧。我心痛。我中弹的右肩已不再流血，我的心在淌血－－

我们的部队开拔赴中条山时，贺大哥坚决要我和贺蒙退伍。他要贺蒙去投军校炮科（那正是贺蒙所渴望的），要我去大学读政治系，而他要到中央述职，并且奉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正好带我们一路入川。

“你们年纪还很小，已经真刀真枪地跟敌人拚过命，对国家也交代得过去了，深造后，还有的是报国机会，”贺大哥一再劝阻我和贺蒙随部队开赴中条山，又劝阻我和贺蒙同入军校，“你俩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政治，将来军政配合，好好给多难的祖国做点事！”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已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感的部队。在离开部队前夕，我们又听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率领我们在太行山上与日军苦争恶斗忠贞爱国的总指挥－－张荫梧将军，在被八路军指控为“摩擦专家”之后，接着竟被当时我们的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免职”处分。我们的部队不禁一时哗然。那位挂满“为国流血纪念章”的老排长，气得一面跳脚，一面咒骂：

“他娘的，逼人造反呀！要不是军人讲服从，我不去揪住程潜老家伙的鼻子骂他一脑袋浆糊才怪哩！”

官兵们差不多是人人流着泪，开赴中条山的。唉，那真是一支好部队。

贺大哥带我们经陕入川。贺蒙做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我经贺大哥的协助，以战区学生的身分被教育部保送到重庆沙坪坝一家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级生。那年，我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