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给予太明的印象，是嘈杂、忙乱、人多、车辆也多。电车和汽车发出恐怖的音响，不断地往返穿梭，一切都显得异常忙乱。在人行道上步行，一不留神，就会和别人撞个满怀，人人都很紧张。这在悠闲的台湾农村出生的太明看来，他们与其说是在街上步行，毋宁说是在赛跑。他想：东京这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忙人？

到东京来以前，他曾到京都去拜访一位朋友，对于这个古都，立刻发生极佳的印象，那里的居民、街道、景物，一切都显得静谧和安定，而且都有良好的品格。那里有悠久的历史，以及经过漫长岁月孕育出来的高度文化。所接触的人物都非常和蔼可亲，甚至食堂侍者、旅馆下女、公共汽车女车掌、百货店女店员……，都极有教养；尤其青年女性那种优美的气质，给予太明很新鲜的印象，太明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土，和一群可爱的人民。

东京不像京都那样静谧，是一个容易使人神经疲劳的都市。不过，那儿的人们却很温文。太明在任何地方向人问路，他们都热心地、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而且他们说话的口气，也决不像台湾的日人那样粗鲁。连警官看来也很和气。太明虽然是个生客，但却很顺利地寻到他的目的地──师范学校同学蓝某的宿舍。蓝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为了一点细故和教师发生争执，中途被校方退学，他就借此机会到日本去留学，进了明治大学法学院，他自己私下打算，将来要立志当律师或做大官。

太明从师范学校的时期开始，就时常和蓝辩论，二人的人生观和思想虽然不同，却由于这种“敌对意识”而结为好友。蓝的性格偏激，所以他的议论动辄趋向极端；太明则比较采取中庸之道，因此二人总是不断地争论。不过，有时他们的见解也有相同的地方，只是各人所采取的路线和方法不同而已。

太明一到东京，便独自到蓝的宿舍里去看他，刚巧蓝在宿舍里没有出去。虽然二人别后几乎没有通过信，但相见之下，依然像昨日刚分别似地，显得非常亲热。如果要说有什么改变，那就是由于蓝多过了几年留学生活，已经俨然有些长者的风度了。

“太明！”

蓝对太明说：“无论怎么说，台湾总是乡村，你的思想在这儿是不合适的，希望你从头学起！”

这话的意思原是很好的，谁知他又接着压低声音劝告太明说：

“你在这儿最好不要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的日本话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说自己是福冈或熊本地方的人好了。”

这几句不中听的话，使太明觉得很不愉快，他最讨厌这种自卑感。太明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在宿舍下女端进晚餐来的时候，越发高涨起来。那是因为蓝以朋友的身份替太明介绍那下女以后，下女问起太明是什么地方人，蓝竟抢先回答说：

“跟我一样，是福冈县。”

太明因蓝当面撒谎，而且那是与自身有关的事，因此更使他厌恶。由于羞耻和屈辱，他的两颊顿时胀得通红，恨不得当场说明真相。但为蓝的立场着想，他又不能这样做。那下女若无其事地坐在旁边服侍他们吃饭，太明却不愿意和她说话，只是默默地顾自吃饭，他意识到自己和蓝之间，已经产生了一条鸿沟。

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蓝仍是一个热心的友人。他的宿舍里并没有空位，但他依然要太明在没有找到住处以前，暂时和他住在一起，一面再去找房子。照说太明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想自己和蓝住在一起，跟着他说谎，不如自己另外找房子住下来，从头开始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好得多。

当晚，太明心神舒畅地给爷爷写了一封报告平安到达的信，写完以后，他又想给调差以后消息阻断的内藤久子写一封信，但接着他想起久子给他所吃的苦头，终于没有提笔。

“如今久子对于自己，恐怕已完全断绝关系而视同路人了，给她写信还有什么意思呢？倒不如置之不理自然得多……”经过这样自问自答以后，太明终于决定不给她写信。接着，他又想起瑞娥的事，照现在的情形看起来，瑞娥对他所表示的善意，的确使他非常感动的，但他也没有给瑞娥去信。他想：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忘却过去的一切，专心一意地求学。

当夜，他和蓝抵足而眠，太明虽然私下觉得自己与蓝之间已产生了隔阂，但因久别重逢，二人依然畅叙离情，几乎整夜不曾入眠。未几，天就朦胧地亮了。

从第二天起，蓝也帮着太明找房子，幸而第三天便找到了──那是一个陆军军官遗孀的房子，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环境相当安静舒适，太明立刻签了租约，当天就搬进去了。从那天起，他便不再隐瞒自己是台湾人，房东的家人对于这事也毫不在意，而且并不把他当作外人。

太明在那家住定以后，便开始准备功课，并且进了补习学校，准备投考台湾留学生甚少投考的物理学校。房东的家人并不妨碍他做功课，除了蓝偶尔来谈谈以外，并没有什么客人来访他，因此那环境对于做功课是极其适宜的。房东的女儿鹤子，对太明的起居照顾得很周到，这使太明的生活，像在沙漠中发现绿洲似地获得一些滋润。

星期假日，太明因功课做得太疲倦了，早晨总是睡得很迟，楼下传来鹤子弹琴的声音，那是一种静穆典雅的旋律，就像她的贤淑和美丽一样。太明凝神地谛听着，不觉又想起内藤久子她们的往事，他和久子那些忧伤的回忆，使他好像触着旧创伤似地感到痛苦。于是，他又转而想起比内藤久子更美丽、更富于教养的房东女儿，渴望能从她的身上获得一些慰藉，想到这里，他又自言自语地说：

“绝不再想女人的事，只有专心求学才能克服一切问题！”

蓝有时来看他，总是用激烈的语调争论各种问题。他带了一本学生杂志《台湾青年》给太明，劝他加入他们的组织。蓝走后，太明独自翻开那本杂志看看，内容都是些极富政治色彩的文章，很容易使血气方刚的青年读者激起愤慨、昂扬的情绪，太明却觉得自己不能跟着他们走。他很明白台湾青年已被卷入政治的漩涡，但他自己至少还有一个求学的目的。如果所有的青年都投身政治而不从事学问，台湾的学术园地无疑地将会荒芜，正如曾导师所说：“青年的事业不仅是政治一途，此外还有艺术、哲学、科学，以及实业等各种事业在等待他们，而且每种事业都是极有意义的。”这样说来，自己大可不必为政治的骚扰所苦恼，而毅然走上研究科学的康庄大道，这是太明的论点；但他却不能心安理得地达到这种目的。就像蓝某次提出的偏激的反对论调一样：“如果台湾青年做任何事业的先决条件，必需先解脱他们自身的政治束縳，那么台湾青年所能走的路，也就只有政治一途了。”太明由于思绪紊乱，竟像走入茫茫迷途似地，分辨不出那一条才是正确的途径。不过，他对于蓝坚决邀他加入组织，始终以准备考试为借口，并没有答应下来。

流光似水，太明终于考取了物理学校，他是台湾人中唯一考取物理学校的学生。入学的那天晚上，蓝带了一个姓詹的朋友来向太明祝贺。那些政治运动的信徒们，竟连这个机会也不肯轻易放过，他们发表了许多议论，要拉太明加入他们的组织。蓝带来的那个姓詹的朋友，是个眼光锐利观察力很强的政论家，他甚至引用汉代因欲削弱王侯势力而实施推恩制度的先例，指摘“日台共学制度”的矛盾；共学制度，也是在“一视同仁”的美名下，做成差别的。例如皇民化也不够啦、家庭日语化不足啦，或用其他种种的理由把台湾人子弟的入学数作限制。这是扼杀人材的制度。接着又痛述台湾制糖事业的“地域限制政策”，实不啻抑制当地土著的资本。（当时台湾为保护制糖事业，实行所谓“地域限制政策”，即甲地所产的甘蔗，不能运销于乙地。）这种政策阻止了自由竞争，以致价格仅由单方决定。嘉南大圳方面因实施“三年轮作制”，致使投资于土地的台湾人陷于绝境……。

缺乏经济常识的太明，对于詹所说的话虽不能完全理解，但总觉得其间似乎也有矛盾的地方。那种政策虽然不合理，但他认为目下是无法可想的。

“不过，对于我说起来，还是以学问为最重要。”这是太明唯一的遁词。

蓝等见太明犹疑不决，只得怫然而返，二人原是特意来祝贺太明入学的，结果反而弄得不欢而散。

太明怀着空虚的心情，一骨碌躺在地席上，心理一直考虑着自己与蓝等之间那条无法弥补的鸿沟。但他觉得自己和豪情奔放的他们比起来，似乎过于贪图安逸，因此在他的心灵深处，难免对自己发生一种厌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