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蔗田，赭红的泥土堆成千百条平行整齐的土畦，一直伸展到远方，其间到处有戴着斗笠的女工，三五成群地在工作；几辆运肥的牛车，发出“格登格登”悠然自得的铃声。蔗田远方盘纡着中央山脉的支脉，和一条水量稀少的河流，它闪烁著白光，一直通向远方那依稀可辨的海洋。

太明自从到农场来工作以后，心身都已恢复了活力。农场的范围只有四十甲左右，会计方面的事务很轻松，每天工作一小时左右便足够了。空下来的时间，太明时常慢条斯理地在农场内散散步，或者和蔗农们逍遥自在地聊聊家常。有时高兴起来，也帮着女工们整理整理蔗田，这些工作，都能使他的心身获得有益的疲倦，因此夜间在农场宿舍里睡得非常甜蜜；他那病态的心境，也渐渐地复原了。

黄整天在外面忙于交际、联络，农场内的事务完全委托给太明。蔗苗下种以后，接着便要除草、中耕、培土，工作没有一点闲暇。太明忙了三、四个月，他那苍白的脸庞，已变得容光焕发，几乎连自己也不认识了。不过，女工因工资过低，每天只有三、四角钱，因此她们的午餐（自己带的饭盒子），只能吃蕃薯签，只有太明一人吃白米饭，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当时的社会极不景气，中学毕业生只能赚二十七、八元的月薪，太明的月薪是四十八元，虽说留了四年学，依旧和国民小学的导师赚同样的月薪，但在黄的农场里，这已算是最高的薪额了。

他时常花些薪水，买些番石榴和柿子等水果，分送给女工们吃，女工们都对他很诚恳，连自己的私事也要和他去商量，他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尽量协助他们的。有一天，太明看见一个怀孕快足月的女工──阿新嫂──在蔗田里工作，他劝她去休息，但她因为当天工作忙碌不肯休息，太明无法，只好尽量把轻便的工作分配给她做。

某夜，太明被一阵慌乱的声音从梦中惊醒，两三个女工气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阿新嫂难……难产要请您借……借一点人参……”

通常产妇出血，须用人参医治的，但太明身边却没有人参。幸亏阿新嫂的家就在附近，太明立刻跑到她家里去，左右邻居的妇女们都来了，屋子里乱嘈嘈地。只听见有人叫道：

“不要让她睡觉，不要让她睡觉！”

房内是不准男人进去的，她的丈夫阿新哥和孩子们都站在门口。太明由竹筋墙的缝隙间向室内窥望，只见那些妇女在产妇的耳边大声地叫唤“阿新嫂”的名字，千方百计把勉强睡去的产妇弄醒。据说妇人难产出血必须服参汤，但这时却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静静地观察她们的行动，他根本不相信那当产婆的妇人所说的什么“睡着就会死”的鬼话，他对于妇女生产的知识固然缺乏，但凭常识判断，认为总应该让她安静地睡眠。不过，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去请一位医生来。他立刻跑到派出所去打电话，但三更半夜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他无可奈何，只好又跑回来。这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显得非常焦急，孩子们不住地哭着叫：“妈妈！妈妈！”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顽固和无知相当气愤，她们丝毫不相信现代的医学，太明去请医生的时候，阿新嫂还痛苦地喘息着嚷道：

“不要请医生！不要请医生！给男人看还不如死了好得多！”

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医生来了，恐怕也无法下手的，也许产婆反而可能有办法，但产婆对于难产却是无能为力的。何况这些人的头脑中，都认为只有太太们生产才配请产婆，普通农妇生产，只要听其自然产下来就好了，不必什么产婆的。在这种情况下，顺产也许不会有什么问题，遇到难产便一筹莫展了。由于无知和顽固所养成的这种牢不可破的愚蠢习惯，往往使可以不必牺牲的母亲的生命白白地断送了，有时连婴儿的生命也保不住。阿新嫂就是因此而牺牲的不幸者。那张喜气洋洋的产床，倾刻间竟变成了尸榻。

太明愕然不知所措，心里反覆地想着：“多么冤枉！多么不合理！”

这样惋惜着，忽然想起过去的事。有一天，他到阿新嫂家去。太阳已下了山，四周渐渐地黑暗起来，庭前有猪呜呜叫着，蚊虫很多，碰头碰面地飞着。房子里很暗，也没有点灯。胡太明在庭前大声的叫“阿新哥”，但没有人应声。他一直走到正厅前，正想踏进去，忽然看见地下有一堆东西，差一点踩在脚底，他停了下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个约有五岁左右的小孩子，裸着身体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在那里。他在门口更大声叫了“阿新哥”，听见后面有女的声音回答。不久阿新嫂挑着尿桶，手拿着青菜回来了。她看见是太明，便殷勤地打了招呼，非常高兴。赶紧把尿桶丢在庭前，进入里面。

“我的心肝子啊！”

说着，把小孩抱了起来，亲了亲脸，一个一个放到床上去。好久才点了灯，请太明进去。不久，阿新哥也荷着锄头，由田里回来了。夫妇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后，在菜圃里浇水施肥，是她的日课，完了后，才准备晚餐。小孩们等累了，就在地上睡。

太明把事情讲完后，急着要回去，可是阿新哥站在门口，展开双手拦着，不让他回去。

“蕃薯签也好，粥也好，请你吃一点再回去。”

阿新哥很诚恳地留他。太明虽不想打扰人，可是太过于好意，只得接受招待。阿新哥赶快叫醒了孩子们起来，帮忙剥花生壳。在不大光亮的油灯下，阿新哥边剥着花生的壳说：

“年老了没有用了，年轻的时候，过于有勇气，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也有八甲山地，从会社（糖厂）拿了二、三百元，把山地开垦起来。会社太吝啬，补助金还没有眼泪多。每一甲地只补助了四十块钱。算算开垦费就要一百五、六十块钱，但是种的甘蔗，由会社随意定了价格，实在太便宜了。像白白送他一样。在未种蔗之前，会社宣传说，一甲地可收十几万斤，可是我的山地，仅收成四、五万斤。我夫妇拼命的做，也没有办法挽回，结果山地也卖了。那也是运命。一次碰到旱灾受了很大的打击。那个时候连蔗苗钱也没有找回哇。本来耕种，五年之中就有两年天灾，不是旱灾就是台风。像你的头家黄先生，善交际，那样才行的。他承包会社的运输，每年可以赚几千块的额外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可拿到奖金。我不懂日语，所以完全不行。如果不种蔗，不会这样穷的。那个时候，我也用过十几个工人呀！哈哈……”

他虽是勉强地笑着，心里却是感慨无量。隔壁阿新嫂在准备晚饭。锅铲频频作响，花生的香气飘了过来。

不久，阿新嫂边笑着出来。反反覆覆说没有好菜，不成敬意，好像很不好意思，但又有不胜喜悦的心情。

“胡先生来了，我们会发财了。”

说着摆出菜来。阿新哥把米酒满满的斟在太明的碗里后，将自己的饭碗也斟满了。两人边吃花生边喝酒。太明回想到当时的事，对阿新嫂的死，更加悲痛。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太明深深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就连这些无知的成人，也同样地需要教育。他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把这些无知的人们，从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他认为教育不一定要在学校里实施，如今在他身边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教育的对象。

太明已决心从事这件工作，他立刻开始利用午睡的时间，每天对女工们施以速成的教育。他利用树荫作教室，由日语、算术开始，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位青年教师在女工之间相当孚人望，加之他教授得法，使女工们对午睡时间的教育，发生很大的兴趣，因此学业也进步得很快。那些从太明那裹获得知识的女工们，宛如旱魃的沙漠被灌溉了清泉一般。太明站在教育者的立场，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描摩的，他的生活也因此一天天地充实起来。

不过，农场的生活却不容过分乐观。太明因秋季农闲期间，女工们没有到农场里来工作，趁机把农场内部的情形调查了一番，谁知这竟使他大吃一惊。原来他始终相信黄的话，以为农场是赚钱的，不料竟大大地亏损；尤其今年因天气早魃过久，亏损更大。可是黄表面上为什么依然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呢？太明心里很奇怪，有一他向黄问起这件事，黄却若无其事地笑笑说：

“这就是所谓事业啊！像当教员那样地一本正经，怎么能在社会上混呢？我已经向制糖公司借了两万多块钱的资金，其他农场的情形也都一样。不过，这事如果给社会上知道了，那就非宣告破产不可了，所以对外只好说自己赚钱。有些农场因为还不出制糖公司的借款，已经宣告破产了。可是制糖公司有的是钱，我们必须想法吃定了它，只要自己生活过得去，子女的教育不成问题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太明听了这番话，才恍然大悟，对于世间的一切，也获得更深一层的认识。在这种惨澹经营的情况下，他深悔自己以前不该多管闲事，主张提高女工的待遇。他把这话告诉黄以后，黄却若无其事地说：

“这倒无所谓，付得出工资的时候，还是要付给她们的。一个收获期，我们又可以赚进几千块钱，那时便可以挽回局面了。比较起来，苦的还是蔗农，他们在增产竞赛和奖励人员甜言蜜语的鼓励下，拼命种植甘蔗，但却毫无保障，最后甚至弄得连生活都不能解决。不过，无论怎么说，再像这样干旱下去就没有办法了。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再去当教员，好吗？”

黄说着，发出满不在乎的爽朗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