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明听了不久以前偶然重逢的佐藤的劝告，终于到台北去找他，佐藤在上次会晤的时候，曾经邀太明协助他编辑杂志的。

佐藤见太明来访，心里非常高兴；又听说太明已辞去协会的工作，更是喜出望外。于是立刻把发行杂志的宗旨向他说明：他的目的是想在言论极端受控制的情况下，利用合法的手段去达成某种任务。

“历史转变的时期已经到了，但是那必须要有成熟的条件。儿戏式的手段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立定脚跟，从实际的事物去着眼。对时局发表否定的言论固然不难，但那只是自取灭亡，我认为我们应该同心拹力，慢慢地引导读者走向理解现实的途径。”

太明听了这番话，觉得那对他是一种启示。同时他对于这位与自己以前所遇见的日本人迥然不同的佐藤，不禁肃然起敬，认定他的确是值得共事的对象。

太明不久便和佐藤开始工作，他的任务是照佐藤的编辑方针，从台北的知识份人士方面采访各种资料，这种工作虽然并不困难，但开始时要结识一些朋友，却须先费一番功夫；不过渐渐地习惯了以后，就觉得比在协会里鬼混要有意义得多了。

杂志一期一期地发行问世，给太明带来了新的喜悦。佐藤在工作之中，时常把自己对世局的观感讲给太明听，他那种透彻的分析和观察，使太明非常钦佩。

战局果然如佐藤的预言进展着：联军在诺曼第登陆以后，据传太平洋方面的塞班岛，也在麦金、塔瓦拉以后相继沦陷了，政局随之大乱；在严重的现实考验下，太平洋战局的乐观论调，至此便消声匿迹了。人们的脑海中，似乎都浮现着一种不吉的预感。

有一天，太明和佐藤同在街上散步，柏油路被炎热的烈日晒得闪闪发亮。二人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太平洋决战歌”的大合唱，一队台湾青年的“皇民养成队”，正向他们这边走过来，二人因走得比较慢些，“皇民养成队”不久便超越了他们的前面。四列纵队的队形编得相当整齐，但那些衣衫褴褛、跣足步行的青年，看起来总觉得有些寒酸相。

“你看看这些残兵败将似的队伍，再看看那边的一些女人！”佐藤目送着那队伍对太明说：“你对于这种比照有什么感想？”

他所说的女人，是指马路上那些衣饰华丽的日本女人而言的，仅仅这样两句简单的对话，二人便已心照不宣了。

一切事物到了尖刻的批评家佐藤的嘴里，都会变成谩骂的对象。例如“家庭消防训练”，佐藤认为那简直是无可救药的日本人违反科学的表现，也是形式主义者最愚笨的措施。如此说来，那些在点心铺或馆子店门口排长蛇阵的衣饰华丽的太太们，和架子十足的绅士们，只要剥去那袭华美的外衣，也就和本省人一样地令人生厌了。

不久，两人踱到荣町（现时衡阳路一带），走进一家茶室里，那茶室相当宽敞，客人挤得满满地。佐藤似乎时常到这家茶室来的，他一进门便向四周打量了一番，看看座中有没有熟人。这时，室隅有一个人突然起身向佐藤招呼，佐藤见了立刻应声“哦！”便和太明走了过去。那人也带着一个朋友，据说二人都是新闻记者。太明留神看看：二人胸前都配着雪亮的“文学奉公会”的证章。心想他们一定是作家，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

各人坐定以后，话题立刻转到文学上去，太明相当嗜爱汉诗，对于文学也不能说无缘。但他对于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坛的趋势，却不十分了解，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使他听来觉得非常新鲜。其中一人见太明聚精会神地在听他们谈话，便把关于莫泊桑、巴尔札克，以及苏俄文学方面的情形讲解给他听，就像老师教导学生似的。太明非常佩服他的学识渊博，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探得未来世界的奥秘，顿时感到有些自大起来。

不久，四人一同离了茶室，佐藤让他们二人走在前面，他边走边用平常那种尖刻的语气向太明耳语道：

“老胡！你觉得他们很了不起，是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一套都是从‘世界文学全集’的解说偷来的。”

太明本来相当敬仰佐藤敏锐的批评目光和透彻的观察能力的，但对于他在这种场合竟说出那些煞风景的话，不知怎地，心里却有些反感。他认为卖弄才华也该有个分寸。可是，当他随他们到报社去看过之后，才证明佐藤所说的话并非过分。

报社像快要下班了，记者们都用铅笔在稿纸上振笔疾书，连有人走进编辑室也不曾发觉，只顾自己埋头工作。那姓丁的带太明和佐藤通过记者群的中间，走到编辑室的一隅，把挂在墙上的裱装好的标语拿下来给他们看──都是些遵照情报部规定而拟订的战意昂扬的语句。那姓丁的一张张地翻给他们看，遇到他自己拟订的标语时，便望望佐藤和太明，问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怎么样？”

他就只差说出：“还不错吧？”这句话了。太明觉得丁的态度简直俗不堪耐，毫无文学家的风范，因此他的表情显得很冷漠。同时，他觉得先前他在茶室里所讲的那些文学理论，也是肤浅、幼稚、肉麻不堪的东西，至此才体验到佐藤所说的意思。由此观之，宣传文字无非是那些言而无信的人的狗皮膏药而已，因此太明越发觉得它讨厌。他认为只有那些大言不惭、逃避牺牲、以笔杆欺蒙大众的口舌之徒，最会投机取巧。而且那些口号式的狗皮膏药，不知贻误了多少纯良的青年？想到这里，他甚至觉得整个报社的气氛，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全是些饭桶！”不久二人走出报社，佐藤大骂道：“老胡！你起先在茶室里不是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吗？这些家伙如果也谈得上有什么文学修养，文学家真该痛哭流涕了！现代作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东西，有良心的人就无法写文章。日俄战争时代的作家，总算还有几分良心，所以才产生了像‘一个士兵’那样优秀的作品。现代那些戴著有色眼镜的作家，根本看不清现实的恐怖，所以他们才心甘情愿作军部的走狗！”说到这里，他略微顿了一下，接着他突然想起来说：“起先那姓丁的说：‘搞文学不这样就不会成功。’他们都把文学当作商品，其实文学是不问个人成功与否的，它只问对人类是否真正有所贡献。老胡！我告诉你：那报社里根本没有好人。最近时常有人讨论本省人的待遇问题，明眼人一定会奇怪他们怎么能满不在乎地写出那种文章来。由于这次的统制，从日本到这儿来的，尽是些毫无心肝的家伙，听说一个最起码的记者，底薪也有一百九十元，此外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津贴；编辑局长的底薪是一千元，另支津贴五百元。本省人最高级的部长，也只有一百四十余元。但他们都在报纸上大书特书，说什么‘本省人待遇业已改善’，老胡！这算什么？他们是想藉此收揽人心吗？”

佐藤鼓起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太明再不像先前那样对他的话引起反感，他想：那个迎合时世、内容空虚的作品，不幸落在后世批评家的手里，这批没有灵魂、没有真实修养的现代文人，一定会被他们批评得体无完肤。因此太明立定志愿：在这样的时代与其为名利而写作，不如任其“无为”、“自然”、“无策”好得多。

塞班岛失陷以后，“全岛要塞化”的口号应运而生，并且实行“全岛六百万居民总动员”，连六十岁的老人，也须应召参加筑城工作。

太明也接到动员，要他出席“劳动护国献身大会”。公会堂的礼堂内挤满了被动员而来的人，因特殊职务关系无法参加“劳动献身队”的人的座位设在二楼，太明由佐藤替他弄到一张证明书，也挤在二楼等候开会。大会开始时照例先举行“国民仪式”，由主办机关代表致辞，再由军政首长阐述开会的宗旨，还有“皇民奉公会”的主脑人物大声疾呼地演说，本省籍的御用绅士也一一地呼吁民众献身“护国大义”，并且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个人的演说都赢得如雷掌声。

大会结束以后，数千市民分成若干队，由领队带去参加筑城工作。最后还有一千余人留在楼上，都是持有证明书的或残废的病人；前者大半是本省的士绅，太明也夹杂在他们之间等候检查。

过了一会，五、六个市政府的职员上楼来了，是“国民动员科”派来的。其中一人站在中间担任指挥，那人的胸前佩著「在乡军人”的证章，特别显得刺目。不知怎地，那人一开始就令人觉得他混身充满杀气。按着，他用怒吼般的声音说明调查的次序，全体鸦雀无声地谛听着。说毕，那指挥官提高嗓子命令道：

“大家按次序走出去！从第一排开始，左边的人向左走，右边的人向右走，都到外面的办事人员前面集合！”

但是，他并没有说明从直的第一排开始，还是从横的第一排开始，因此两边同时开始行动：左列从直的第一排开始，但右列横的第一排也站起来要走，那指挥官见此情景，立刻走过来在七八个人的脸上“拍，拍”地打了几个巴掌，并且骂他们违抗命令。其中一个被打的人勇敢地抗辩说是遵照命令行动的；那指挥官没有等他说完，便大声地骂他“混蛋！”并且重重地又掴了他几掌。其余的人虽然都不敢作声，但各人对于那指挥官这种暴戾的行为，内心都燃起怒火，在那一片沉寂的空气中，却蕴蓄着火辣辣的无言抵抗。

两小时以后，太明好容易才走出公会堂，不知是否由于过度兴奋？只觉得神志恍惚，和他一起散出来的人，脸色也都显得非常苍白。

过了半个月，太明又接到“劳动护国动员”的命令，这次是发动薪水阶级的公教人员，在星期日劳动服务一天，日本人也同样须参加。到了星期日，早晨五点钟便开始集合，各服务班分别列队出发，太明也荷着锄头去参加，这些队伍活像被赶赴屠场的羊群。走不到半里光景，疲劳的队伍便开始零落散乱，竟被后面的农民中队追上了；农民们的精神都很饱满，工具也相当齐全。

“这种文弱书生都要动员，真是太惨了！”农民们追过太明他们的队伍时，都纷纷回头望着他们这样说。

不久便到了松山公地，另有几组已经在开始工作，从乡间动员来的“义勇报国队”，正在拼命地掘土挑土。但从城市里来的人因为工具不齐全，只得用手搬运土块，一个一个传递过去。

太明那组几乎全是薪水阶级，班长来了以后，把他们分成担架运输组和掘土组。太明分配在运输组，他的同伴是个年轻力壮的本省籍官员，他工作非常卖力，挑起土来像赛跑似地，太明怎么也追不上，他等急了，便去报告班长，说太明偷懒，班长立刻过来质问太明。

“实在是昨天晚上肚子不舒服，真没有办法。”太明连忙掩饰道。

“是吗？生病是没办法的。”班长是个非常通达的人，他说：“既然有病你就去休息吧！”

说着，他便让太明去休息了。

“这不是卑鄙，这只是一种消极抵抗而已。”太明一面坐在树下看其余的人做工，心里这样想。

这时，有两个日本人从太明的面前走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树下的他，只顾自己高声地谈话。一个说：

“做工是台湾人的事，他们是天生不怕累的家伙。”

“对了，”另一个说：“就跟牛一样！”

太明听了不觉气得满脸通红。

“怎么样？”第二天，佐藤向太明打趣道：“荷锄头筑飞机场的成绩还不错吧？”按着他又问道：“到底你对于‘台湾要塞化’和美国登陆的看法怎么样？”

“日军也许希望在台湾作战，”太明把自己平时所想到的事，毫无虚饰地对佐藤说：“因为那样可以利用台湾的物质和人力。雾社事件发生的时候，也是驱使附近番社的山胞去镇压的。现在大陆上又建立了一个‘汪政权’，这就是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何况台湾又具备优越的要塞条件，有大河有高山峻岭等等。不过，美国也许不致于把台湾看得很重要，因为她对大局并没有多大影响。我认为‘台湾要塞化’以后，对于日本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倒是对于台湾人相当有利的。”

“恶意的计画，有时候也可以发生良好的逆效果的。”佐藤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他的内心似乎也很赞同这种看法。

他靠在摇椅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像在思考什么问题，突然他说：

“我们到‘豺狼大本营’去走走好吗？”说着，他把烟蒂重重地一丢，立刻站了起来。

太明以为佐藤所说的“豺狼大本营”，大概是指“皇民奉公会”而言的，所以并未详加追问，便跟他一起去了。谁知佐藤要去的地方竟是台湾大学，太明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为什么把这地方称为“豺狼大本营”呢？直到他们办完事情离开那里的时候，他才恍惚明白佐藤那句话的意思。

太明想起四、五天以前的报纸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台湾大学总长和某教授关于“日语教育”的论文，该文指出：“为了使台湾人彻底‘皇民化’，必须根本消灭台湾语言。”这些“御用学者”公然发表这种谬论，已将他们谄媚当局政策的用心表露无遗，这样一想，也许这就是把这地方称为“豺狼大本营”的原因吧。近年的官吏，大都由这所大学里造就出来的，“皇民奉公会”的顾问，也是从这里的教授中聘请的，这大学真不愧为促使合理榨取殖民地的精神武装根据地。这里的教授只知忠于政策而不忠于学术和真理的事实，只须从以前强制全省实施大众都认为不合理的“正条密植”及“寺庙废止”政策时，此间农学院及文学院竟毫不表示异议的一点上，即可获得佐证。这里的学术精神早已灭亡，他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当局政策担任开路工作：也就是挂了“学府”的招牌，以达成“思想侵略”的目的。

十月以后，不久便开始空袭，所幸目标只限于军事设施，一般市民还不致于有大危险。但紧接着美军像预先配合好似地在雷特岛登陆，同时展开激烈的反攻，至此，日本人的气焰似乎已衰退了不少，那高耸云霄象征着帝国主义的总督府，也像披上一袭丧服似地，显得黯澹无光。

“德军已经没有什么抵抗力量了。”战事节节失利的某日，佐藤突然发表他对时局的意见说：“再抵抗也不过是无谓的牺牲而已，瞧着吧！历史就要开始大转变了！”接着他说：“我打算回日本去了。”

他的意思是要趁现在回日本去，对于未来的新局面作些准备工作，至于他所说的“新局面”究竟是指什么而言，只要从他平时的言论中，已可获得一些线索。太明突然要和佐藤分别，当然会感到非常寂寞，但他素知佐藤意志坚决，势将无法挽留，为他的前途着想，不如让他去获得一个更有意义的工作，因此，他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庆祝他踏上征途。何况佐藤所办的杂志，如今总算已经达成一部份目的，更没有理由可以勉强留他了。

临别时太明设宴为佐藤饯行，二人开怀畅饮，互诉衷曲。最后佐藤握着太明的手忠告他说：

“老胡！我很喜欢像你这样诚实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不过，你似乎太纯洁、太富于诗人气质了。这对于现代的社会是不适合的，今后希望你多多注意这一点。不能配合实践的理论，只是空虚的幻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