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的反攻一天比一天炽烈起来，日军这才明白敌方拥有无比坚强的战斗力，于是立刻向国内呼吁：即时加强进行“捐献金属运动”，所有金属制品（包括锅、釜等用具），一律须捐归公。这工作以派出所为主体，会同政府官吏、保甲人员共同进行。金属搜集了相当数量以后，便把它堆积在一起，在街坊或乡村举行“捐献金属报国展览会”，藉作献捐的宣传。那时候，协会的职员准许公假出去参观，因此各人都选择适当的时间，到展览会去观光。
某日，太明邀范同去参观展览会，会场内堆满洋铁罐、白铁板、锈蚀农具、铁家具、铁窗栏、铁床、铁桶、铁板、铁轨、吊钟、铜锣等物。仓库旁边，铁屑堆积如山。另一间特别陈列室中，陈列的铁器、铅器、铜器、银器等，并且装饰着贵重的美术品，和祖上遗留下来的传家之宝，活像一家大古董店。紫铜花瓶、灰皿、仙人像、佛像和金银饰物等，有的价值自一百元至数千元，而且贵重物品上都贴有捐献者的姓名标签，都是些知名之士的所有物。
太明看了这些陈列品，心里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些出自名匠之手的美术品，不久将变成枪炮或利刃，供人大肆屠杀，难道这也是和平与战争的象征吗？同样的金属，因为制作者与制造目的的不同，可能成为优越的美术品，也可能成为杀人的利器；由名匠苦心设计成的美术品，偏要将它破坏改造成杀人的凶器，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啊？他想到这里，觉得兴味索然，甚至感到置身于会场中是件痛苦的事，便催促范匆匆地离开会场。
战局越来越紧张，“生产志愿兵制度”闹的鸡犬不宁。凡年在十八岁到三十八岁的台湾青年，一律参加服役。协会方面已经接获代办“招募就业地区志愿兵”的命令，其实与其说是“招募”，勿宁说是“强征”，因为没有正当理由，一概非“志愿入伍”不可，而所谓正当理由，又只限于盲人或不能工作的残废者。但太明因年龄已过，对这方面倒不成问题。
范不管情势如何，始终执拗着不肯“志愿入伍”，所长向他规劝了好几次，依然没有效果，最后他终于因这事而被协会开革了。
“历史的力量是无法抵御被歪曲的历史狂流的。”他离开协会的时候，偷偷地向太明表示心意说：“可是，我们必须超越这种狂流。”
太明在这青年友人的态度中，发现了意外倔强的个性，因此更坚定他的信心，于是鼓励他说：“希望我们彼此都不要做欺骗自己良心的事。”
范走后，太明顿时感到非常寂寞，到协会去上班也觉得兴味索然，每天都在作辞职的打算。某日下班以后，太明独自在街上散步，他漫无目标地信步走着，街上的事物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萧条的市尘中，没有一样是他喜爱的东西。他走累了以后，便走进一家茶室里去。
他叫了一杯好久没有尝过的红茶，茶室内的客人相当多，他一面啜着红茶，一面举目四望，但没有发现一个熟人。他喝了一大口红茶，那红茶的颜色使他联想起大陆上的绍兴酒，于是，他不禁怀念起留居在大陆上的妻女。
“紫媛想必长得很大了，她跟着淑春仆仆于抗战的旅途中，恐怕不能好好地读书吧？”他这样想着，舐犊亲情不禁油然而生，越发激起他回大陆去的意念。他认为在协会里做事实在太愚蠢，甚至觉得留在台湾都是索然无味。
突然，他发现对面屋隅有一个男子在注视他，那人似乎曾在什么地方见过的，但一时想不起来。这时那人忽然站起来走到太明的身边，向他招呼道：
“你不是太明兄吗？”
太明顿时从他说话的神情中寻回古老的记忆，认出那人原来是“佐藤”。他认识佐藤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是他从物理学校毕业以后回台湾来的时候，在船上认识的。那时佐藤还很年轻，而且比现在清臞些。他右颊很大的黑痣还是照旧。彼此虽然只相处了短短数日，不知怎地，竟使太明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佐藤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将永远使太明无法忘怀。
二人对于这样不期而遇，都感到非常欢喜，佐藤说自己刚到台北不久，因为没有什么朋友，再三劝太明北上帮忙。太明听了佐藤的话，很想辞去协会的事，但因种种关系，不能立刻实现，只好再等适当的时机。
某日，会计课长把一个批示的卷宗“拍”地一声丢在太明的办公桌上，这是对太明的一种侮辱。说起来这是和两三天以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关系的：那天，会计课长要太明替他想办法弄些花生，其实“想办法”是一句漂亮话，他的意思就是要送他一些──这是那些上级官吏想获得战时中不易得手的物资的老办法──太明虽然心里明白，却没有替他“想办法”，所以那课长今天当面给他一个报复。太明默默地打开卷宗一看，那文稿上被划了一大堆红杠子，他仔细地看看那些删改过的地方，却是莫名其妙地一团糟。
那些当课长或主任的，也许由于闲得无聊，动辄把文稿乱改一番，表示他们已经过目了。至于删改的方式，大都是为了删改而删改，例如工作日志上写著「xx莅会”，他们偏要改为“xx巡视”。可是，这次的情形就大不相同，几乎全篇都用红杠子划得乱七八糟，但所改的文句，却怎么也念不通。把这样的公文发出去，各分所一定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照说判过“行”的公文，太明是没有责任的，但他却始终没有勇气把这种公文发出去。他为了慎重起见，又去请示所长，所长对这种狗屁不通的文字也大为吃惊，立刻把课长叫来质问，等所长弄明白课长删改的意图时，也只得苦笑着要他重修改。所长虽然用苦笑来结束这件事，但以后却留下一个苦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天，课长悄悄地把太明叫去，对他大大地打了一顿官腔。
“好吧！”最后他说：“我不会就这样饶了你的，你记得好了！”
记得也好，记不得也罢，反正太明早已下了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想再在这种环境里混下去了。他当天就提出辞呈，辞去协会的工作。
他回到久别的故乡，一年不见的父亲，看起来似乎已衰老了十年。村人都显露着一副饥饿相：颧骨高耸、眼睑洼陷、两颊无肉、面有茶色，加之衣衫褴褛，益发穷相毕露。一度因改善生活而流行的“战时装”也看不见了，依旧恢复台湾原来的装束；朋友见面时，总是互叹粮食缺乏的苦经。世情转变得这样快，使太明吃惊不已，他顿时意识到这原是战争所造成的啊！
不过，胡文卿见太明回家，心里依然很高兴，当晚父子俩在太明房里谈到很晚。
“太明！”胡文卿对岁月流露着不安的神色说：“真是没有办法，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胡文卿是中医，他非常耽心自己的职业，由于交通断绝，药材已完全无法进口，又不能改用代用品，因此本来可以治愈的病人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死去。医生到了这种地步，的确已是日暮途穷，胡文卿甚至觉得行医是个可怕的行业。可是，求诊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简直无法应付。尤其实施“食米配给制度”，也是病人增加的原因之一，所配给的食米，还不够吃十天的稀饭；另一方面则由于既无代用品，又无副食物，以致营养不足。在这种半饥饿的状态下，工作反而增加，人民只得拖着羸弱而无抵抗力的身体，去参加繁重的劳动服务。
故文卿内心的不安，完全是由此而起的，上了年纪的他，越发觉得有依赖太明的必要。
“太明！”他老泪纵横地叹息道：“现在的时世简直比秦始皇的时代都不如了！”
秦始皇采用商鞅的法则，企图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行“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驱使人民建筑万里长城；又实施所谓“保甲制度”的铁锁政策；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曾有的暴政。胡文卿把当时民间流传着描述建筑万里长城的民谣：“三丁抽一，五抽二，单丁独子也须行。”讲给太明听，那民谣的意思是说：有三个男人的家庭，须有一人服役；有五个男人的家庭，须有二人服役；独身汉或独子也须服役。那时的壮丁是利用“保甲连坐制度”征抽的，所以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胡文卿认为：现在所征抽的军夫、军佐、工务人员和服务队员等，从比例上说，人数已超过“三抽一，五抽二”的标准了，而且为实施“配给制度”，也已发挥了保甲以上的力量，任何人都无法规避。
太明除了劝老父暂时忍耐以外，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不过，他所说的“暂时”，究竟是指多久？其实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在目前的情况下，胡文卿还有一件耽心的事：那就是怕自己死了连棺材也买不到。
“你母亲总算有福气，她那时的棺木、葬礼，都是相当够气派的。”胡文卿嗫嚅地向太明商议：“太明！我想趁现在买好一口棺材准备着……”
太明对于这样健康的父亲，心理上竟如此颓废沮丧，不禁感到无限地凄凉。
不过，胡文卿依然驱使他的残躯，尽着医生所能尽的责任，他的诊所每天一早便挤满了病人，大都是由于操劳过度或营养不良而致的病人。太明在诊所中所见到的战争惨象，比他所想像的要深刻得多，不禁为之黯然神伤！
“我到过一间叫做‘青埔仔’的公地去做过工的。”一个患者自言自语地说：“那地方的卫生设备简直糟透了，到处都是粪便，无论田园、山丘，没有一处不是粪便遍地，我一想起这种情形连饭也吃不下，瞧！我的皮肤变成这个样子了！”说着，他用手拧起手臂上的一点皮肤给众人看。
“先生！”接着，邻座一个候诊的妇女耽女地问胡文卿道：“我的病治得好吗？我的身体这么坏……”
她说她结婚六年，从来没有生过病，可是自从去年她丈夫应征入伍以后，她每夜失眠，通宵想念丈夫和孩子，不知不觉便天亮了，因此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心境也非常痛苦，医生都劝她不必耽忧，她却怎么也做不到。说着，她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胡文卿一面听患者一一地诉述，一面用各种方法去安慰他们。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转身对太明说：“唐诗中有两句：‘闺中只有空相忆，不见沙场愁煞人’的话，恐怕就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吧？”
某夜，几个相熟的农民来请太明去吃饭，他们因为太明难得回家一次，所以特地来请他的。太明不便拂他们的盛意，只得连夜赶到二里以外的农家去。他到了那边，只见四、五个农民正围坐在灯影摇曳的竹席上，都是曾经相识的。他们见太明来了，立刻起身离座。
“胡先生！”太明坐定后，一个农民对他说：“城里吃不到‘野猪’，一定很伤脑筋吧？”他所说的“野猪”，就是配给品以外的黑市猪的隐语。
“胡先生！”他这样叫了一声，接着又压低声音说：“今天晚上，我们这儿……”说着，他用手比比杀猪的姿势，意思是要请太明去打一次“牙祭”。
众人谈了一会关于私宰的事，然后静静地等待午夜的来临。到了十一点左右，已经煮沸了满满的一锅开水，三个农民走到猪舍里，只听见极轻微的一阵响动，立刻又恢复了黑夜的沉寂，最多不过十分钟光景，他们已经把猪装进笼子里，然后连笼带猪沉到池塘中。那猪连一声也不叫，只听见池水“咕嘟咕嘟”地泛上一阵水泡，不一会便恢复了先前的静止状态，农民们把猪笼拖了上来，抬着回来了。太明对于这种简捷的杀猪方法，感到非常新奇。他幼小时每年七月中元都要去看宰猪的，当锐利的尖刀刺进猪的喉咙里的时候，猪便力竭声嘶地狂叫不已，技术差些的，一时还不容易杀死它。太明想起儿时的情景，不禁非常佩服他们这种高明的私宰手法。
农民们把溺毙的猪放在沸水中泡了一会，眼看着猪毛便被刮得干干净净。等到猪腹一剖开，附近的村民立刻自动地聚拢，每人都分去几斤猪肉，太明也分到四、五斤。猪肉分配完毕以后，农民们便开始烹调。
“胡先生！”一个农民一面切肉，一面举起新鲜得几乎会颤动的五花肉对太明说：“新鲜的五花肉味道可不坏啊！”
但太明心想：外行人做菜，味道也不见得会好到那里去。谁知猪肉煮熟以后，农民首先盛了一碗请太明吃，他尝了一口，竟是意外地鲜美，不禁大为惊奇，不知是味觉饥渴得太久，还是烹饪手法委实高明，总之那恐怕是他有生以来从未尝过的美味。他一面斟着米酒，一面毫不客气地大啖大嚼。据农民说：最近私宰的手法已越来越高明，绝对不会流传出去的，所以大家可不必耽心，村人都饿得发慌了，谁也不会出去告密的。村人对于这种秘密不但能守口如瓶，而且大家想到未来的大难，都深切地感到有协力同心的必要。这就是弱者的抵抗方法，所谓“饿鸡不怕打”，饿鸡任凭怎样去打它，还是要偷东西吃的；饥饿的人也一样，他们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这件事对于太明，不啻是一个良好的教训。
第二天，太明到保甲办公处去看哥哥志刚，正好有许多甲长聚集在那里商谈供应家鸭的问题，据说每甲决定供应家鸭四只，但黑市价格已超过公定价格十倍以上，大家都不愿意按照公定的价格供应，因此他们正在商讨对策。结果似决定一律按照黑市价格计算，差额由各户分摊负担。
“胡先生！”商谈完毕以后，一个老甲长向太明诉苦道：“我们缴了一辈子的额外税，从前所谓劫富济贫的义盗，如今却要劫贫济富了。我活了七十岁，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道！”
他认为把一般民众所供应的家畜和蔬菜，作为“国语家庭”和日本人黑券配给的特种配给品，简直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径。
“你这是什么话？”志刚立刻咆哮着诘问道：“连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有了，你想想那些应召入伍的人，我们供应一点物资有什么话说？”
老甲长听了吓成一团，太明非常讨厌哥哥这种态度，连招呼也不打一个，便顾自走开了。
某日，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那天，太明正在村子里那著名小器的吝啬鬼阿旺的池塘边散步。突然发现两三个穿“国民装”的陌生人在那里钓鱼，他先以为是派出所的“大人”，后来才知道是乡公所职员。他们各人的鱼篓中，都装着好几条相当肥大的鱼，太明发现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人正又钓上了一条。太明心想：要是给吝啬鬼阿旺知道了，一定非气个半死不可，谁知他走了不到几步，恰巧遇见阿旺迎面走过来。
“衙门狗一来，简直就跟活阎王差不多！”阿旺发觉那些人在他们的池塘里钓鱼，絮絮叨叨地向太明哭诉道。
吝啬鬼阿旺碰到这些家伙，竟也奈何他们不得，因为“谷米供应”、“国民总动员”，都是他们这帮人负责的，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不是增加物质的供应量，便是遭遇意外的损失。战争爆发以后，政府官员的特权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如今已变得和肆无忌惮的派出所“大人”一样地可怕了。太明的哥哥志刚，以及先前的那些乡公所职员们，都是这种仗势凌人的家伙。
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到海南岛去了好久的志达突然回来了。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个自称富家女的年轻美貌的姑娘，到处带着去探访亲戚朋友，得意洋洋地乱吹牛皮。据说他到海南岛以后，使出自己多年由律师翻译训练出来的辛辣手腕，不久便赚了很多钱，一位百万富翁看中了他，便把女儿给他做姨太太。
某日，志达到太明的家里来拜访，那姑娘果然相当漂亮，不过太明在大陆上看得多了，总觉得她的教养还不够，不像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志达在“中国通”的太明前面，自然不敢信口开河，从他的口气听起来，他不过在日本人手下当一名间谍，志达原是警察出身的，太明认为他对此道可能相当擅长。
志达说话间，故意顺手拿出漂亮的外国金表给太明看，说是那边的什么大员送给他的，太明却认定那不是什么清白的东西。
“你看怎么样？”志达走后，胡文卿向太明问道。
这是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可以作种种解释，太明斟酌父亲的意思，才这样说：
“到头来志达一定会弄得和不能兑现的军票一样的。”
他的意思是：志达和现在南洋方面所流通的军票一样，因为没有信用，所以渐渐地会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了。
“唔，”胡文卿表示同感地说：“像他这样的脾气，反正到什么地方都……”
接着他把志达的个性大大地批评了一番。太明认为不仅志达如此，时下的那些所谓“新贵”，哪一个不是物欲特强的利己主义者？
太明回到家乡住了没有多久，便遇到许多现实的变故。不过他已经不再忧伤，他认为那些都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与其终日郁郁不乐，不如先彻底认清自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