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明回到台湾以后，暂时寄居在妹夫林岳东的广仁医院里。他因自己是为了生病而被遣送还乡的，在熟人众多的乡里之间，总觉得难免有些人议论。因此，他决定暂时不与任何人接触，独自在家里静静地休养。

由于生活体验的突变而颓废疲劳的太明的精神，在和平的故乡风物陶冶中，已渐渐地恢复健康了；不过，肉体方面似乎尚未完全复原，所以依然不能做事。加之广仁医院还算清静，但出入的人却很多，因此精神仍不能安静，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不久便回家了。对于太明回家感到最欣慰的，当然是母亲，她好不容易从战神手中夺回自己的爱子，以后无论如何不会再放走他了。她并且打算在太明恢复健康以后，再向他提议搁置已久的婚事，她希望这一次一定要付诸实现。她唯一的愿望，就是爱子早日成家立业，好让她享受和平幸福的暮年。

太明回家以后，由于故乡风物和骨肉温情的陶冶，病体虽然不久便已复原，但精神方面却渐渐地感到有些郁闷。某日，太明到保甲办公处去访哥哥志刚，恰巧乡公所的秘书东先生，和附近四、五个所谓知识份子，正在那里高谈阔论。他们都已改用日本姓名，东先生原来姓陈，他把“陈”字除去偏旁，改成新姓“东”。太明的哥哥志刚，也把“胡”字拆为二字，改姓日本式的“古月”。他们彼此互相称呼“东样”、“古月样”……，藉以满足他们的“皇民意识”；同时，这样一来，在处世方面似乎也可以方便些。

东先生一见太明，立刻发挥他那圆滑机灵的本性，先把胡家的门楣和太明本身尽情地赞誉了一番，然后怂恿太明说：

“……所以，太明兄！我看你还是跟你哥哥一样，赶快改个姓吧！”接着，他说：“本来初改的时候，难免有许多不便的地方，有一次我到县城里去，那个少见多怪的秘书替我介绍县长的时候，说我这“东”的姓是新改的，又说我本来是姓陈，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可是，平心静气地想想，这不是过渡时期的现象而已，也是无法可想的。我们为了后代子孙着想，熬过这段过渡时期，就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了……”

“胡先生恐怕还不太明白这个问题的重点吧！”第一保保正见太明似乎无动于衷，便从旁插嘴道：“小孩子一到进中学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到那时恐怕不管怎么样保守的人，也非改姓不可了。”

因为，据说不改姓的学生，入学考试的录取率极低，纵使侥幸录取了，将来学校方面依然要强迫他改姓的。

太明听了他们的“改姓论”，不由得想起日人“物徂徕”改姓的故事：“物徂徕”因醉心于中国文化，竟改用中国式的姓名，但后世学者却对他大加非议，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除自身以外一无所有，则绝不能藉改姓而取得新的人格。至于像这里那些家伙的改姓，他们的动机则更加不纯正了。

当时国民学校的低年级学生之间，曾经流行着这样一首讽刺改姓的歌谣：

阿卡泰，大头鱼　　　　便所蝇，アカタイ

枯搜巴邪，红头蝇　　　赤鲷の改姓名

改名换姓做皇民　　　　保正だつて构わね

不怕鬼不怕神　　　　　便所蝇，アカタイ

那怕保正小威灵　　　　便所蝇，アカタイ

阿卡泰，大头鱼　　　　アカタイ，アカタイ

枯搜巴邪，红头蝇

这首歌谣小学生们唱起来很有节奏，那是讽刺那些改姓名的人和“国语家庭”（系指日语的家庭）可以获得实物配给，和偶尔还有赤鲷（红头苍蝇是最使人讨厌的东西，赤鲷是日人认为最名贵的鱼类）的特别配给。太明每次听到这种歌声，对于那发自赤子之心的尖酸刻骨的讥讽，总觉得啼笑皆非，感慨万千。接着，他又想起嫂嫂时常用在保甲学校里学来的生硬日语去接待客人，以至谈话半途弄得面红耳赤而逃回房里去的情景，这益发使他相信“红头蝇”也罢，“赤鲷”也罢，台湾人这种“皇民化”的努力，到头来无非是一出人间活剧而已。

以后，又发生这样的一件事：那时太明的母亲为了自谋生活，准备在自家附近种植蔬菜，开始以后，觉得很有兴趣，于是又继续开垦一些新地，太明也从旁协助她。除蔬菜以外，又种了三十几株香蕉苗，香蕉苗在新垦的土地上，成长得特别快。

某日，太明正在不厌惮烦地巡视自己苦心栽培的香蕉苗，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大声地喝道：“喂！这些香蕉苗是你种的吗？”

太明回头一看，原来是水利合作社的视察员──他以前当过巡官──太明见他这样问，便回答一声：“是的。”谁知那人竟大打其官腔，说那边一带的土地是由水利合作社管理的，老百姓不能任意在那里垦植。但实际上，那山地分明是胡家的产业，因此太明并不怕惧，只把事实向他说明，不意那视察员竟强词夺理地说什么只要山谷里有流水，便可把它视作河川，河川当然是由水利合作社管理的；并且声言河川附近树木，也属于水利合作社的产业。

当时一般民众对于水利合作的各种措施，一向啧有烦言。因为他们把一切和水有关连的事物都认为是课税的对象。那男子的来意也不外乎此，他无非想以种种借口，对太明所种的香蕉课些税而已。而视察员为了要制服太明，竟不惜卖弄他那有限的法律常识，企图使自己不合法的勒索变成合理化──这原是那些不法之徒的惯技。太明听了非常气愤，便和他据理力争。那视察员见他竟敢反驳，才知道太明是个不易对付的人，和普通的老百姓大不相同，当时嘀咕了他几句，便掩旗息鼓地回去了。

谁知过了几天，太明忽然接到水利合作社的通知书，内容是关于废止池塘和池塘特别水租方面的，并且以增产为理由，要太明把池塘填没，改作水田。该社指定的特别水租是十七元五角。太明看了那通知书以后，不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特别水租每年须缴纳两次，共计三十五圆，但那池塘改作水田后，每年最多只能收获稻谷一千斤左右，依照公定价格，仅值九十二元五角三分，除去三分之一缴纳特别水租以外，还要缴纳普通水租，试问种田还有什么利润？此外再加地租和垦苗费，结果比购买新田还要贵；何况那池塘又不是正式养鱼池，无非是个贮存应急灌溉用水的蓄水池而已。那池塘填没以后，下方的四、五甲稻田，势将变成干涸的“向天田”。水利合作社的无理的要求，根本没有把业主的利益放在眼里，因此太明决定亲自到水利合作社去交涉。

水利合作社的社址，是一幢气派十足的二楼大厦，比起那些乡公所神气得多了。──那是以非法的苛捐杂税的名义，榨取民脂民膏而建筑起来的。太明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告诉一个年轻的台籍办事员。那办事员的态度非常傲慢，他说增产是国家的当务之急，因此不能顾及个人的损益，凡是不愿合作的都不配做“国民”。他的理由虽然不同，但那种命令式的口气，却与那视察员如出一辙。这种口气是太明平常最讨厌的；台湾人欺侮台湾人，还要抬出“非常时期”的大帽子来压人。太明当然不能就此甘休，但那事务员蛮不讲理，太明只得鼓足勇气去见社长。

社长是个乡间的退休县长，年纪五十开外，精神相当充沛。他和那年轻的办事员不同，似乎比较通情达理些，太明把有关土地和水利的事，对他详细地说明一番，接着又说了许多任何人听了都会表同情的理由。那社长“唔，唔”地听着，似乎略有妥协的意思；不过，他说增产计划是远大的方案，即使土地情况不适于改作水田，依然有缴纳水租的义务。太明又把话题转回到本题上，对水利合作社的措施大加批评，也许这事刺伤了那社长的自尊心，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强硬起来，并且撤回前言，坚持主张填没水池。太明觉得自己激怒了他固属不智，但深信自己所说的话却丝毫没有错误，他不愿为了挽回那社长的情绪，而歪曲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二人终于争得面红耳赤，那社长甚至声言：为了贯彻政府方针，纵令下方的水田全部变成干涸的“向天田”也在所不计。这分明是一句暴言，这样一来，便不可能再有妥协的余地了。太明顿时起身想走，也许那社长见他态度过于坚决，立刻又把他叫回来，自动协议减收水租，并且在一、二年内池塘仍准贮水。太明听了这话，深感大惑不解，那老奸巨滑的家伙竟如此诡谲善变，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答应他呢？难道这也是什么“政治手腕”吗？

太明走出水利大厦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七、八幢漂亮的宿舍，并且听到宿舍里的留声机，传出一阵阵当时茶室里最流行的低级日本歌曲，他想：原来从老百姓身上榨取来的血汗水租，竟浪费在这种场所，想到这里，不禁义愤填膺。

他猛然抬起充满愤恨的视线，只见白云悠悠，正逐渐移向浴于微弱无力的严冬夕阳中的次高山的山顶，令人有心神恍惚，惴惴不安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