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明又回故乡去了。
佐藤刚回日本去的时候，太明因为办理杂志社的结束工作，只得暂时留在台北；现在一切都已办理妥当，所以他再度回到故乡去。
杂志停刊虽然很可惜，但由于资料及其他种种关系，事实上已无法继续出版，所幸佐藤发行杂志的目的，总算已经完成了一部份。因此太明虽然殚精竭思地苦斗了一番，但内心却并不反悔。
太明回家以后的两三日，乡公所的秘书东先生和两三个职员，到志刚的保正办公处来征收“总动员献金”。所有保内不愿出钱的人都被召集起来，胡文卿因患伤风睡在家里，所以由太明代表出席。被召集的人到齐以后，秘书对大众开始训话：
“本村自从进入‘大东亚战争’以来，各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已经从‘公而忘私’进一步彻底了解‘殉国’的大义。从这次的‘总动员运动’看起来，的确已经表现出万众一心的忠诚，这使兄弟这个当秘书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尤其像本村的某医师，一个人就捐了一万元以上的献金。可是，反过来说，今天聚集在这里的诸位，为了极少数的捐款，竟要劳我亲自出马，实在太不光荣……”说到这里，他对大众瞥了一眼，然后接着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著『非常时期’，不，我是说‘超非常时期’。敌人虎视耽耽，随时在窥探我们的虚隙，台湾要塞说不定有一天会变成战场，我们想要安全渡过这个难关，必须把六百万民众总动员起来，团结一致，不惜任何牺牲，不辞任何艰难，来报效‘政府’，这就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诸位都是忠良的‘国民’，对于总动员的目的，想必早已明白，现在我也不必多说。总之，我们必须认清时势，自动起来献金，不要让别人讥笑我们是‘非国民’！”
他说到最后几句，特别加重了语气，尤其‘非国民’三个字，在众人的耳际显得格外响亮。接着，乡公所职员对众人一一开始调查，众人在刚听了秘书的“训词”以后，虽然不便说什么，但依然不免举出家庭环境或其他种种理由，苦苦要求豁免，却丝毫没有效果；其中有些虽然执拗了许久，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在“承诺书”上盖了图章。太明因胡文卿没有出席，直至最后才轮到他。乡公所职员说胡文卿是医生，捐款应照户税二倍征收，一共须捐一千元。太明以中医和西医不同，收入菲薄，且胡文卿年老体弱，不能出诊为理由，请求按照普通捐款办理，谁知那秘书听了立刻脸色一沉，向太明挖苦道：
“胡先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且还到过大陆，像你这种村子里的先知先觉者，竟会说出这样不明事理的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太明心里虽然很气愤，但他尽量抑制自己的感情，冷冷地说：
“秘书拿某医师献壹万圆来做标准，想用这种不成文法的法律来强人所难；其实虽然同是医生，但中医和西医却大不相同。政府虽然照公定价格配售药品给西医，但他们却不管这些，最近依然把药价提高三、四倍；有些人甚至用红绿纸改换药品的包装，就当作贵重药品卖给病人，一剂药贵到五元、十元，他们从病人身上敲诈勒索，赚个万把块钱当然不是难事。可是，中医只靠诊金维持生活，一个人三角，十个人也不过三元，乡间每天充其量也不过十来个病人。医生本来是以仁术济世的，和那些赚钱的买卖完全不同，如果认为行医是赚钱的行当，那根本是错误的。贤明的秘书，这点儿道理总该明白的吧？”
太明这样说着，并且很委婉地请求秘书准许他按照普通捐款办理。但那秘书却不肯就此罢休，他又以胡文卿有不动产为理由，一定要逼他认捐。太明只得把土地的收支情形向他说明，告诉他每甲土地除缴纳税金、国民储金及其他法外税款外，所余只有百元左右。但那秘书依然喋喋不休，丝毫不肯通融，太明终于忍耐不住了，便向他反诘道：
“秘书！你拿某医师做例子，强迫别人跟着献捐，这是不公平的。我想像秘书这样人格高尚、热心爱国的人，对于献捐一定可以给我们做个榜样的，对不起得很，为了使我们大家开开眼界，请秘书把自己认捐的数目向大众公开好吗？”
秘书被他这一问，果然立刻偃旗息鼓，不再啰苏了。太明早知那秘书是个专会向别人要钱而自己却一毛不拔的家伙，经他这样一反诘，胡文卿的捐款终于按照普通办理了。那些和太明一起被召集起来的人，对于太明此举都觉得很痛快。他们在归途中，还不断地说那秘书的坏话：
“这种家伙有了一点势力，便不顾别人的死活了！”
不过，除了那秘书那种人以外，还有一部份本省人，竟真心诚意地想把自己“皇民化”，但由于和日本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他们正为此而苦恼万分呢！那天突然来访太明的国民学校的同事李导师，就是这样的一种人。阔别二十年，他已经苍老得判若二人，名字也改用日本化的“吉村”了；他依然过着教坛生活，但最近似乎对现实很不满意。
“我已经执了二十年的教鞭，”他说：“总算托福弄到了一个勋章。这些年来，我一心一意地从事‘皇民化运动’，除了实行家庭‘国语化’以外，并且不顾父母的反对，首先实行改姓，我认为自己这一代的艰苦，如果能换得子孙的幸福，还是值得的。可是，现在怎么样？自己虽然拼命朝着这个目标走，结果反而越走越远了。别人有他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这种障碍是无法打破的，到头来我们不过是为人力所无法做到的事瞎起劲而已！”说着，他寂寞地笑了。
对于他这种愚笨的努力，似乎不应以一笑置之，至少他是个真正感到苦闷的人，这也许就是台湾人的悲哀吧？太明听了，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黯然不作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