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太明开始拜托知友向各方求职，但他走了几处以后，才知道求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只得逐渐把希望降低，甚至连中学教员的位置，他也非常留意，但结果还是一事无成。如今不要说他已无意回到国民学校去当教员，纵使他有这种意思，在目下国民学校启用师范毕业生淘汰老教员的情况下，求职也是非常困难的。连台湾人的高等师范毕业生，有的竟也屈居于预备导师的地位。至于银行和公司方面，都正在整顿人事，当然也不会添用新人的。为求职而奔走的太明，已逐渐陷入苦闷、绝望的深渊。因此亲友们对他所寄予的期望，也渐渐变为失望，其中有些人在路上遇见他时，甚至故意揶揄地问他什么时候做大官？年轻的太明对于周围的变化特别敏感，这使他痛苦不堪，他宛如堕入陷阱中似地，感到绝望和不安。

某日下午，在日本分别以后的蓝和詹突然来访他，他们分别时虽然有些不愉快，但见面时依然相当亲密。蓝和詹的脸上虽然隐隐地露着疲于政治运动的焦躁神色，但他们对于环境斗争的青年朝气，依然相当蓬勃。经过一番寒暄之后，詹劈头带嘲笑的口吻打趣道：

“老胡！你的迷梦醒了没有？你一脑门子的中庸之道，可是你却不知道中庸之道会叫人卑屈到什么程度？现在你该是明白的时候了！”

“怎么样？事情找得够累了吧？”蓝接着挖苦道：“如果你怀着美丽的幻梦回来，那就够可怜了。他们表面上当然不得不挂着启用人材的招牌，那些招牌上有名字的人才是幸运儿，可是这种幸运儿全省能有几个？而且这些人也不是全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啊！不信你去问问那些当县长、科长的人看！”

蓝这样把内幕情形一一加以说明，暗中希望太明断了求职的念头，加入他们的阵容，但太明无论如何不赞成蓝的看法。二人见他态度坚决，心里虽然颇表不满，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地责骂他，只说：“你好好儿地考虑考虑吧！”

说毕就回去了。

不料第二天，竟有一个主管警员来访问太明，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蓝和詹已成了警方注目的人物，他们为探究各种动静，所以来向太明问话，太明唯唯否否地应付了一阵，便把警员打发走了。但他心里凭空添了一件麻烦，精神上非常痛苦。于是，他忽然想起和爷爷去谈谈──他每当心情沉重的时候，爷爷的话对他就是一种慰藉。

爷爷很明白太明的委屈，他举了许多前人的例子，说明宦途的种种困难来安慰他。他说从前人候差，至少要候上三、四年，但现在社会人事繁杂，当然不像从前那样地悠闲。爷爷的话对于太明焦躁的心情，不可思议地竟起了一些镇静作用。

太明依然没有找到职业。此外胡家又发生了另一件不愉快的事：那就是鸦片桶的儿子志达，突然被停了预备员的职务回乡来了。这件事对于喜欢饶舌的村人，正是一个嘲笑的好材料。不久，村子里便传出一种流言说，胡家的帽子又少了一顶（免职）了。

有一天，太明在村子里经过，突然听见在埤圳树荫下洗衣服的妇女这样的一段谈话，一个说：

“现在他免了职就不怕他了，以后别说是酒，就连水也不给他喝了。”

“志达应该管我妈叫婶婶，”另一个说：“有一次我妈见他来了，腰里挂着一把剑，她高高兴兴地跟他打招呼，谁知他连理都不理。”

太明听了这番话，宛如看见人们对权势的反抗，以及官吏一旦失势后的那副可怜相，他顿时像遁逃似地离开那地方。

志达自从解职以后，整天躲在家里，连爷爷那里也没有好好地去请过一次安。但过了二、三星期以后，他又撇下家属出外流浪，连影子也找不到了。可是不久，新年到了，志达突然又在胡氏族人的面前出现，他穿着簇新的西装，看样子好像很得意，据说是在一个律师那里当翻译。当时的人对于律师敬畏如神，因此律师的翻译当然也同样受人尊敬。志达对于那些正聚集在胡家大厅中的族人，对他们得意洋洋地讲述法院判决案件的情形，那些知识浅陋的乡下人，个个听得十分佩服。于是志达更得意忘形地提出自己的新计划，他先把族人中的几个主脑人物请到自己家中，然后提出一个新奇的方案：主张把一向合并在一起的胡家祖传的祭祀公产分开管理。他认为祭祀公产由一人管理，容易发生弊端，而且经费负担也太大，如果分开管理，多数人一定比较容易办得好。这提案对于经济困难的族人，不啻是飞来喜讯，因此立刻获得大家的同意，每人都自动地拿出十块钱给志达做费用，而且还再三地拜托他。

一星期以后，爷爷接到志达的一封信──那竟是胡氏族中的那些主脑人物连署的祭祀公产分配请愿书。胡氏祭祀公产的管理人是爷爷，但那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实际管理工作是由胡文卿负责的。胡文卿看了那请愿书以后，气得面色铁青。

“完了！完了！”他大骂道：“这世界简直什么都完了！”

但他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一时也弄得手足无措，只得去和太明商议，想凭太明那点新知识，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太明也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但他凭常识判断，认为祭祀公产是族人的公共财产，似乎不宜不顾众人的反对而强行的管理，他这种答覆，显然不能使父亲满意的。胡文卿认为把祭祀公产分开，就是冒渎祖先，对于胡家的盛衰和名誉都有很大的关系。但太明却主张不应只注重公产的形式化，并且认为只有专重形式不重精神，才是对祖先的不孝。父子二人的这场争论，无异是形式论与本质论的论战。因为二人的主张得不到结论，最后只得征求爷爷的意见。不料爷爷对这问题竟意外地淡漠，他认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由于对管理人的不满所引起的，这表示管理人的德行浅薄，只有爽爽快快地让给别人才是。结果是遵照爷爷的意旨，由太明召集族中那些主脑人物举行会议，各房代表共计十四人，爷爷是族长，那些参加的代表都是他的子侄。

会议开始时，爷爷用沉痛的语调徐徐地对大家说：

“先公到台湾以后，尝尽千辛万苦，才奠定家庭的基础；再经义公进一步的奋斗，总算给我们胡家留下一笔巨额的遗产。我们子孙不肖，不能承继先人的遗志，只知坐享先人的遗产，实在是我们胡家的不幸，真是愧对祖先！现在所剩下的一些少数公产由本人管理，由于本人德行浅薄，使大家增加许多麻烦，很觉得过意不去……”说到这里便停住了。

老人的这些话，竟打动了那些气愤的代表的心，满座一片沉寂，连咳嗽的声音也没有，其中有些人因受良心的谴责，已经在后悔不该上志达的当。

“说什么公产不公产，”鸦片桶突然站起来，打破沉寂的空气，对公产分配提出异议道：“总共也不过剩下三十多石了，这仅有的三十多石公产，对祖先的巨额遗产说起来，已经是够惭愧的了，我真不明白那想分配这三十多石公产的人，究竟是什么居心？纵使分配的话，一房也不过分到七、八石，每人才分到一、二石，这有什么意思呢？”

他并不知道提出分配案的主谋，竟是他自己的儿子志达，这一番话，说得代表们个个都幡然悔悟。

“我们并不一定要分配，”太明的堂兄志勇说明真相道：“也没有说爷爷管理得不好，现在我不得不声明：这件事完全是志达煽动的。”

“志达！你这畜生！”鸦片桶听了这意外的话，不觉大吃一惊，他恼羞成怒地说：“我要你自己去想个明白！”

他满脸杀气，拖着儿子回家去拷问了。

但是，这件事结果还是狡猾的志达获得胜利。诡计多端的他，绝不会因为鸦片桶的申斥而罢休的。相反地，他以法律知识作利器，强迫那些连署的代表们承认如果违约必须缴纳五百元罚金，代表们一个个为这种威胁所屈服，终于不得不同意分配公产；甚至连曾经竭力反对的鸦片桶，为了分配以后自己可以到手三石五斗的公产，想到那些田地变卖出去以后，便可以安安逸逸地躺着吸一、二年鸦片了。想到这里，不觉垂涎三尺，竟也完全改变初衷，公产分配的问题，就这样付诸实施了。

不久，胡家为此事举行了一次祭祀仪式，公产虽已逐年减少，如今甚至可说只留下一个空名义，但这份经过悠久岁月与历代祖先共同传下来的公产，眼见就要废弃于一旦，各人的心目中，也难免产生沉痛的感情。

各代表排列在爷爷的身后，恭恭敬敬地在祭坛前焚起檀香。爷爷更在祖先前面为自己的无德请罪，那种沉痛的语调，座中无人不为所动，大家都觉得十分感伤！仪式完毕，众人散出的时候，爷爷因悲伤过度，几至无法举步，由众人搀扶着才走出大厅。鸦片桶见爷爷如此悲痛，不禁埋怨自己的儿子说：

“都是志达这畜生出的好主意！”

可是，这群善良的族人，对于志达的阴谋竟无可奈何，因此终于酿成这幕大悲剧。

“胡家的人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凭双手挣饭吃了，他们把祖先都打倒了！”

村子里立刻传遍这个消息，大家都为此事惋惜嗟叹不已。

但这并非只是胡家的不幸，这种不幸事件终于渐渐地发展到全村。志达因尝到一些公产分配的甜头，于是又变本加厉。以前在和事佬手中就可以圆满和解的村中纠纷，往往怂恿使其移到法院去处理，当时的保正因此渐渐变得没有什么力量。但志达的势力渐大，遇有诉讼纠纷，这老奸巨滑的律师翻译，和他的主子──律师──的口袋，就随着膨胀起来。

从那次事件以后，爷爷的精神一直不大好，对于别人的邀请也懒得去应酬。爷爷的和善、慈祥，和正确判断事理的那种中庸的精神，胡家的人不问男女老幼，都绝对信赖他的。爷爷的这种转变，使胡家有如蒙上一层阴影，显得非常沉寂。冷静地从大势上去观察，公产的分配给予爷爷精神上的刺激确是很深的。不久以后，爷爷为了一点小感冒，竟至一病不起，他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病势日益沉重，不久便结束了他那凄寂的人生；但他在弥留的瞬间，始终还保持着温暖，豁达的心境。

爷爷一死，太明的心灵就像被挖掘了一个窟窿似地，感到无限地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