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陆的生活真像是一场春梦。太明回到台湾以后，心理上虽然安定了不少，但同时也使他感到相当麻烦，他在基隆上岸的时候，内心就发生这样的感觉。

他对于水上警察局和海关的检查，虽然没有遇到特殊的麻烦，但那种过于严密的检查，的确使人望而生畏的。他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但心理上总难免有些恐惶，尤其当他站在刑警人员的面前时，全身不由自主地会战栗起来。在自由豁达的空气中生活惯了的他，这时宛如从辽阔的天空中，突然迷失于狭隘的岐途上似地，使他感到窒息；直到他搭上由基隆驶出的火车以前，这种感觉始终缠绕着他的周围。

在台北下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一个目光锐利肤色微黝的男子，而且以后无论在公共汽车或茶室中，那男子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他到西门市场去购物，依然发现那男子在他的身边，因此他断定那男子一定是追踪他的。他心理很不愉快，便改变了在台北逗留的计划，匆匆地回家去了。

当他抵达那怀念已久的故乡的车站时，因事先并未通知家人，所以没有人来迎接他。谁知他到行李房去领行李的时候，站长去告诉了他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说是有人要他转告他，要他立即到派出所去一趟。

太明心理虽然很奇怪，但他也只得依照站长的话，到派出所去了。谁知他到了那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派出所的警员对他很殷勤，只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的情形，这也算不得什么调查，不久，太明便离开派出所，迳自回家去了。

家乡的人见太明正当大陆风云日紧的时候安然归来，大家都喜出望外。村子里以前从未有过远涉重洋到大陆去的人，因此仅凭太明从大陆回来这一点，就引起村人一阵大大的骚乱，这些骚乱的人们心目中，大家都存着崇敬太明的心理。尤其因为他曾经担任高级中学的教员（这在当时台湾相当于高等文官），所以村人的骚乱益发厉害。不久，村子里便传遍了太明归来的消息。

从太明回家的那一天起，亲戚、朋友便纷纷地来探询中国大陆的情形，太明为接待这些人，弄得疲惫不堪。他回家的第二日中午，突然有一个警员来访问他，并且和他同进午餐。太明从抵家以后，心理上似乎总觉得有人在追踪他，因此那警员的来访，益发使他感到不安，他似乎觉得四周的环境，都在不断紧紧地逼迫他，使他感到窒息、苦闷，并且意识到家乡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安居乐业了。但那警员却不管太明心里怎么想，只顾自己问长问短，直等问够了才离去。

太明回家以后，周围所发生的事，并非每件都使的他称心满意的。不过，村子里的情形已和从前大不相同，一切显得焕然一新，而且极有生气：油加莉树已长得很高，马路也拓宽了，每天有四、五班公共汽车在这些宽阔的马路上驶过，虽然车身都很破旧，但却使村子里凭添不少现代文明的气息。此外，青年人也显著地增加了，他们都和太明不相识的，必须问起他们的家长，才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子弟。和胡家来往的人，也都各自有了变化，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鸦片桶已于三年前去世：阿三也接著于去年物故；阿四已戒绝鸦片，并且已和他的女婿一同离开本村；堂兄志达已不再当律师翻译，只在村子里到处游荡，谁也不愿意和他交往；父亲虽然年事已老，但精神依然相当健旺，尤其因为中医渐渐地减少，求诊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比以前更忙碌；父亲的姨太太阿玉，也许因为在家中的地位已经稳定，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浓妆艳抹，一变而为辛勤操作的贤妻良母；哥哥志刚已被村人选为保正，颇有势力，也相当忙碌。

由于上天的安排与时代的变迁，村人也都改变了。只有胡家的大厅，依旧古色苍然地屹立着。太明走进大厅，燃起线香拜祭祖先，以无限感慨的心情，祈求爷爷的冥福。金箔斑驳的“贡元”匾额上布满了蛛丝，神龛上的金属饰物，发出黯淡寂寞的亮光，太明到大陆去的时候，曾经祈求祖先保佑他埋骨于江南，如今不得已重回故土，使他深感愧对先人。

太明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曾经做过种种打算。父亲曾这样劝慰过他：“做官虽然面子上好看，但切不可一味只想做官。”但太明如今不要说做官，就连起码的工作也成问题，因此生活异常苦闷。他在家里住了几天，感到无限地空虚和寂寞，使他觉得再也无法住下去。

那时，母亲正在妹妹家中，还没有和太明见面，太明起先原想把母亲接回来共叙天伦之乐的，但他回家一看之后，觉得母亲还是住在妹妹家里比较好。总之，一切须待见了母亲以后再作决定。他本想早些去看母亲的，但总懒得出门，这样一天天地拖下去，不料母亲和妹妹竟先回来了。

“哥哥真是太安逸了！”妹妹一见太明，连一句寒暄的话也不说，劈头就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妈盼望得你好苦啊！”

“太明回来了，这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这也是城隍老爷保佑的！”母亲一面这样说着，一面贪婪地凝视着太明的脸，又频频地用手去擦眼泪。

太明突然发现母亲手中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鸡和线香，妹妹的手包袱里还有一罐花生，她们大概是准备向“土地公”和祖先禀告太明已经平安回家了。太明感于母亲这种愚诚，不禁两眼一阵烘热，恨不得立刻伏在母亲的膝旁痛哭一场。为了自己在外面漂泊流浪，不知使母亲忍受了多少辛酸？想到这里，内心感到无限的歉疚。

当晚，父亲、哥哥……一家团栾，共叙天伦。母亲一向不愿意进阿玉的房门的，但为了太明回家，竟也打破往例；父亲因一家久未团聚，内心感到异常满足；只有阿玉一人没有在一起吃饭。她和母亲虽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仇恨，但总觉得有些合不来；太明对于母亲那种处处忍让的态度，寄予深切的同情。

那一顿晚餐相当热闹，太明一面嚼着最喜爱的花生，一面叙述大陆的风光。家人纷纷地问他苏州、西湖各地的情形，他因为没有亲自到过，所以回答得并不怎么令人满意；但一谈到上海、南京的事，他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胡文卿非常兴奋，他只希望这一生能到大陆去观光一次；母亲始终眉开眼笑地听着各人的谈话；哥哥志刚夸说自己把一部分房屋改为日本式，并且已经铺了榻榻米；妹妹秋云虽然已做了母亲，但她听哥哥这样说，依然稚气未脱地从旁奚落他说：

“以后如果我要出门，一定要跟哥哥一块儿去了。”

“为什么？”志刚问。

“因为哥哥是保正呀！人家说，做了保正，连火车也叫得停，可不是吗？”

母亲见妹妹在挖苦志刚，连忙用仁慈的眼光望望她，意思是责怪她不该说那样的话。

“别胡说八道！”哥哥一面苦笑着，一面一本正经地抗议道：“那是从前的事，现在的保正还有什么特权？乘公共汽车也许还有优先权，可是，当个官儿，这点儿权利总该有的呀！”

妹妹经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总之，那天晚上，太明一家人前嫌尽释，直到夜间人静，还可以听到他自家庭间沉寂了多时的爽朗笑声。

太明决定暂时寄居在妹夫的广仁医院里。妹夫林岳东是个青年医师，富于理想，为人和蔼可亲。医院里的药价也比较低廉，因此他在附近农民之间的声誉相当好，他们都对他很亲密，并且称他的医院为“新医院”。太明在广仁医院住定以后，闲下来便帮着办办院中的事务，其实所谓事务，也无非接待一些病家以外的访客而已。

其间太明曾经发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每天都有一些高级特务和警员，借着各种借口到广仁医院里来闲聊，以后他才明白，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参观医院，而是借此来监视太明的，连大陆方面寄来的信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想探悉写的内容。但是由于他们来的次数过多了，太明也就心安理得地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不过，彼此始终没有说什么真心话而已。那特务装着若无其事地告诉太明；希望他以后出门的时候，要事先向派出所报告。

后来太明因事要到南部去，他突然想起自己到处受特务人员的监视，反正没有什么亏心事，因此决定依照他们的话，到分局去报告。谁知他到了分所以后，那面熟的特务并不关心他出门的事，反而调侃地说：

“这点儿小事，何必特地来报告呢？”

他觉得异常扫兴。但当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才明白那特务对他的警告，并不是和他开玩笑的。他在高雄换乘去屏东的火车，在屏东下车以来，还要等下一班南下的车子。这时他走出车站，慢条斯理地在街上散步，当他在公园赏玩热带植物的时候，突然发觉身后有人在注视他，他回身一看，那人立刻敏捷地躲在树后去了，他大吃一惊，原来那人就是今天早晨在分局里遇见的警员。他顿时感到非常不安，连忙走回车站，火车一到站，他便抢先跳上车子，谁知那男子竟也坐在邻节的车厢里，而且一路上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太明这才明白他是来监视他的。

太明到分局去的时候，那特务故意和他东拉西扯，装作毫不注意听他报告的样子，但暗中却又来跟踪他，因此使他提高警觉，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以后必须安心工作，尽量避免人们注意！”

从那次出门回来以后，太明便不再在人前出现，整日守在家里读书；直等人们渐渐地把他淡忘以后，那讨厌的特务才不再来访问他，这才使他安下心来。但是，那时太明忽然又听说在大陆上的台湾青年，陆续被遣返台湾，并且一律送入监狱，这个晴天霹雳，又使他感到异常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