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田园，已面临严重的现实。

中秋节前后，城里某思想团体举行演讲会，演讲人员和出席的警官发生一点小争执，会场中充满沉闷不安的空气。太明没有参加那次的演讲会，但过了三、四天，那位农场的常客刘保正（村长），又到农场的办公室里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乡绅，西装笔挺，安详自得地摇著白纸扇。他对太明说：

“胡先生！怎么样？近来忙吗？上次演讲会你没有去参加吗？”接着他把那次演讲会的情形，以及城里事前事后的动静，详详绝细地说了一遍：“那思想团体要到这儿来开演讲会的前一天晚上，有一个便衣警察来看我，他笑嘻嘻地告诉我：要我注意不许城里的人去欢迎他们。听说那团体到新竹的时候，街上的人曾经放鞭炮表示盛大地欢迎：为了防止再发生这种事件，那便衣警察特地事前来关照我，我那一保的保民都很听我的话，那便衣警察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才特地来拜托我的。”

太明听了刘保正这一番洋洋得意的叙述，心里很不愉快，因为他那种袖手旁观和明哲保身的态度，已经表露无遗了。据刘保正说：那思想团体的演讲人员之中，詹似乎也在内的，如果蓝也参加的话，太明倒很想去看看他，但蓝以前为了思想问题，似乎已被监禁起来；詹不过是由蓝介绍而认识的朋友，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似可不必特意去看他。他正这样想着，刘保正又接着说：

“在那次演讲会里，有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竟大叫大嚷地给他们捧场，那家伙就是矮子皮匠。当时也没有人理他，可是第二天他把鞋担儿搁在路边，到一家面店去吃面的时候，就给逮去了。看情形准得坐牢，照违警法办起来，恐怕要吃上个把月的官司呐！”

太明听他说话的时候，心里对他发生极度的厌恶。

刘保正表面上虽然有几分乡绅气派，但行为却十分卑劣，农场里的女工，背后也有人说他的闲话。他为了想当保正，不惜每天到派出所去奉迎日本人，甚至替日本人的女眷当差打杂。从这种情形看起来，他简直是个人格卑贱丑陃不堪的家伙。他走了以后，太明还恶心了好一阵子。

这样看来，蓝和詹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那种不辞艰险全力以赴的精神，倒颇有些英雄气概；反之，自己的生活方式似乎太无骨气了。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太明暂时安定下来的心境，又重新撩起无边的烦恼。不过他仍旧留在农场里帮黄做事，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黄的一个忠实助手。可是秋去冬来，农场的岁月一天天地消失，到了四月的决算期，黄的农场终于遭到极大的困难。在这以前，黄一再向制糖公司贷款，并且大胆地采取扩充农场的“强制政策”，总算勉强支持下来了；不料制糖公司的农务主任突然奉令调差，新任的日本人不肯对黄融通周转资金，终于使他弄得走头无路。他虽然曾经向前任农务主任去疏通，但结果还是无法可想。后来才知道这是公司上峰的决策，农务主任是无以为力的。黄的不动产已经荡然无存了，因此社会上也不再承认他是金融界的新人物，不仅如此，从正月到春季结束，黄的农场竟亏损了六千余元。

从正月开始，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总算勉强支持过去了，不料高燥地带的蔗田，因为天气旱魃，每甲仅收获三万五千二百余斤，加之米价下跌，蔗价每百斤仅值四十三元六角，平均每甲亏损一百五十元左右，这样一来，黄对制糖公司的负债，便要增加到二万五千余元了。虽然如此，黄却依旧拟订了下年度的计划，准备再扩充十甲蔗田，并拟定向制糖公司贷款，但现在这种希望已尽成泡影，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太明因不忍眼见黄失败，曾经向他建议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应急，但黄却不愿意他这样做，并且对他说：

“谢谢你，你的友情我是很感激的，但是为我对你的友谊，我却不能接受你的好意。”

无论太明如何规劝，结果黄还是不肯。他虽然曾经经历过世间许多艰险的路程，但却不愿意朋友为他牺牲财产。

“你既然这样坚决推辞，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了农场复兴，我是愿意协助你的；如果连这点也办不到的话，我只有祝福你今后努力奋斗。”

太明除了这样鼓励黄几句，然后自己脱离农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意这事对太明却是一个转机。

当他离开久居的农场时，女工们都依依地为他惜别，她们一直送他到车站；列车驶出很远很远，她们还在不停地挥舞着手帕。

“这些都是曾经和自己一起工作，同时也是自己曾经教育过的女人……”太明一面依在车窗上和逐渐向后方退去的女工们挥别，一面心里这样感伤地想着。

女工们的身影、车站和农场的村落，不知不觉间都已消失在原野的尽端，留神一看，列车正飞驰在一片木麻黄掀起叶浪的茫茫无际的田野间。远方的海水闪着晶莹的亮光，好像和列车在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