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一年的时间，几乎等于平时的一百年，一切事物都以惊人的速度和压力在改变，连历史传统根深蒂固的台湾民情、风俗，也不能例外。首先，义民庙的“拜拜”已经废止了。平时每逢七月中元，十四个乡镇的数万居民，都聚集在枋寮的义民庙，供上一千多头牺牲猪羊，热热烈烈地举行“拜拜”。但今年却连地方戏也不准上演，就像烟消云散似地显得冷落凄凉。其次，农历已经改为阳历。太明的家庭也为了配合时代激流，改过非常时期的阳历新年，但那仅是形式上的新年，毫无真正新年的情趣。母亲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满，因此到了农历新年，她又私下做了一些年糕，重新祭祀祖先和妈祖。
此外，在高喊“增产”声中，到了耕耘时期，当局严令推行“正条密植”政策，因未励行这种政策而被警察局传去百般刁难的农民，比比皆是。他们一经传出去，不是挨打，便是罚跪水泥地（一小时以上），但这种措拖，只有促使农民与检查机关的技术人员或乡公所的职员之间，时时发生争执，例如实施“正条密植”的田地，乡镇人员要用尺去测量作物的间隔，如果不按照“纵二十一糎，横二十糎”的规格种植，他们便枉加指责。有一个老农，从童年开始种田，一直种到七十岁，凭他自己的经验，深知自己的田地应该用什么方法去种植，才能获得最多的收获，那是无法变更的。但视察人员用尺测量过后，认为不合规定，便向他大打官腔。那老农向他详详细细地说明自己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如何正确；上田和下田的情况怎样不同，不能一律依照办理；以及通风不良的低洼田地，如果过于密集种植，结穗时容易发生稻热病；和没有相当间隔，稻茎不易成长等理由，希望能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做。太明时常替他当翻译，认为老农的话相当有道理，但政府官员置若罔闻。
“不行，不行！”最后他们威吓他说：“不照规定绝对不行。赶快改正！不然的话，明天到县政府来！”
他们一切只知道依照“规定”办理，事实如何从不过问，他们要把所有的事物，硬生生地捺入“规定”的模型中，纵使因此而得到相反的结果，也在所不计。老农对他们这种顽固的头脑感到极不耐烦，只得咂咂嘴，把犁头放入田中，挥鞭赶着耕牛，把一列列刚插好的稻秧，践踏地乱七八糟。太明见老农因慑于官员的命令，不得不用自己的犁头，忍痛把自己刚插好的秧苗全部铲去，不禁寄予无限的同情。
“好了，咱们走吧！”官员这才心满意足，准备离开那里；但顷刻之间，似乎对这种惩罚方式有些过意不去，于是转对太明谄笑道：“老头儿真顽固，那边的那些小伙子大概会懂些事吧！”
在这样雷厉风行的取缔下，所有的稻田总算按规定整理得像棋盘一样的整齐划一了，官方颇为洋洋自得，但结果却没因此而获得增产的效果。虽然如此，官方依然固执自己在案头计算出来的增产目标，如果实际收获量达不到这种目标，便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对于这种无理要求，莫不怨声载道。可是，增产要求却越来越苛刻，把农民压的喘不过气来。到了四月，当局忽然下令要台湾全境输出食米一百万石。
那时民间流行依据谚语：“四五九月，人情断绝。”意思是说：每年四、五、九各月，农村经济枯竭、所以人情也淡薄了。通常人民插完秧，偿清债务以后、便一面灌溉、除草，一面撙节生活，期待着欢乐的收获时期。四、五月之间，田圃呈现着一片青葱颜色，未来的收获虽然屈指可期，但生活却相当艰苦。因收成的丰歉全赖天候而定，所以农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天候，他们一面祈求风调雨顺，一面引颈鹄候收获日期。不料官方却在这样千辛万苦农民头上，突然下了一道输出食米一百万石的命令。城市里早已传遍这个消息了，但农村似乎还不大清楚，所以即将蒙受最大损失的农民，反而闷在鼓里；等到城市里的消息传到农村以后，整个农村充满着焦虑不安的气氛。
某日，太明正在花生园里除草，附近三、四个农民正聚在一起谈论有关城里食米输出的流言：“听说城里已经买不到米了，到处的米店都是空的。”
他们的意见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无论食米怎样缺乏，别的地方一定总可以买得到的。不过食米问题的严重性，殆已无疑。当晚，母亲告诉太明，最近时常有人到村子里来偷甘薯。太明认为这事和食米缺乏有关，但把日间在花生园里听到的话告诉母亲。
“这怎么得了啊！”母亲听了立刻惊叫道：“不过，太明！你爷爷在世的时候，时常说：‘年年防饥，夜夜防盗。’他最恨把米谷之类的东西，随便丢弃在外面，一定要把它收拾得妥妥当当，每天晚上还要亲自检点门户。尤其到晚年以后，每年总要贮存一些食米，以防万一。妈也跟他老人家学会了这种习惯，所以我们家里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接着，她便叙述爷爷的祖父时代中国闹大饥荒的故事：那时到处发生暴动，只要一发现炊烟，暴徒们便来抢劫。但爷爷的祖父见了那年收成的情形，便预料到要发生饥荒，所以早就准备应付四五九月的难关；他把糙米混合红土做成“土角”，贮藏在墙壁的夹层中，暴徒们几次来抢劫，都没有被他们发现，终于平平安安地渡过难关。
但母亲过于饥荒依然相当担心，她抑低声音和太明商量道：
“可是，太明！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太明为了使母亲安心，便告诉她：朝鲜和九州北部一带虽然收成不好，但日本的政治比较上轨道，不至于造成饥荒的。可是，母亲似乎仍然安心不下来。
某日，保正志刚从“食米供应会议”回来，向村人报告会议的结果，他说：会议决定每人每日配给食米一合，其余的米全部供应输出，违者一律以“非国民”论罪，从严惩处。这消息一经传出，全村立刻恐慌起来，经过一番详细讨论之后，决定供应糙米一部份，其余的米设法隐藏贮存。村人顿时开始忙乱起来：有的把米磨成粉做成糕，有的把米蒸熟做成饭干，有的埋在地下，有的藏在池底……。各人为了家庭的生计，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呢？阿茶也跟着村人想尽办法把糙米贮藏起来，只有太明一人没有参与其事。
过了四、五天，搜索队终于巡回到各保来了，警察、政府官吏、青年团团员……，成群结队，挨户搜查。当搜索队到达太明村子里来的时候，村民们个个提心吊胆，暗中合掌祈求“妈祖”和“义民”菩萨庇佑。有些胆子较大的，一面派人守望村口，一面把粮食偷运到树林或竹丛去，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大规模的偷运食米，对于那些搜索队正是一个极好的讽刺。
搜索队到太明家来搜查的时候，起先并没有发现什么，后来有一个官员说：
“那个堆甘薯的地方很可疑。”
阿茶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于是，有一个青年团团员大摇大摆地走到甘薯地旁边去搜查。
“有了，有了！”他高声地喊道。
各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那边，那青年团团员得意洋洋地把搜出来的煤油箱，高高地举起来给大家看，那煤油箱看上去很沉重，里面装的什么？当然可想而知了。
那官员狠狠地用台湾话骂“好不怕死，非国民！”接着，一行人洋洋得意地把煤油箱搬出来作为战利品。阿茶最初心里非常害怕，这时突然胆子一壮，用低沉而充满愤恨的声音骂他们是“白日土匪”。那些挑煤油箱的青年团团员听了，顿时面色大变──那与其说是愤怒，毋宁说是突然受到冲撞的困窘──但结果他们还是默默地挑着煤油箱走了。临走时，那些官员又对志刚嘀咕了几句，不知说些什么？
当晚志刚回到家里，大大地把母亲责备了一顿。
“哥哥！”太明忍不住插嘴庇护母亲说：“米不是妈藏的，是我藏的，你别老是怪着妈！”
但志刚还是喋喋不休，于是太明反问道：
“那么哥哥自己家怎么样？难道你一点东西也没有藏吗？”
志刚连一句话也说不来，他当然早已藏了粮食的，不过因为他是保正，可以免予搜查而已。他这种利用职权隐藏粮的行为，真实比一般人更不道德，他因为自己有这种缺点，所以嘀咕了几句便走开了。
“短命鬼！吃日本屎的！”阿茶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的背影，狠狠地骂了一句，她骂自己的儿子是“短命鬼”，这还是第一次。
从第二天起，阿茶便倒下了。当时虽然躺了几天便离开病床，但从那次以后，像她那样刻苦耐劳的人，也时常会感到体力不支，总想躺下来休息，她的身体显然已经相当羸弱。当稻穗结得相当茂盛的时候，广仁医院的妹妹秋云，不知怎样弄到了一斗白米，特地来探望母亲。
“哟！妈的气色真不好！”她见母亲这样衰弱，不觉吃了一惊。
太明因每天和母亲在一起，似乎还不觉得她怎么样，但秋云难得和母亲见一次面，所以更觉得她衰弱，事实上阿茶当时的身体，的确已大不如前了。到了快收成的时候，因经年累月的长期疲劳，终于使她病倒了。广仁医院的林岳东虽然尽心诊治，但仍旧毫无起色。
“太明！”，有一天晚上，阿茶把太明叫到枕边，用坚定的语气对他说：“不久就可以收成了，你可以放心了。”
接着，她把种种贮藏粮食的方法告诉太明，她说话的口气出于意外地坚定，但不久便神色大变，陷于昏迷状态，嘴里不时喊着最心爱的儿子──太明──的名字，以后意识便模糊不清了。林岳东想尽种种办法，依然无济于事，她终于像朽木崩溃似地，结束了她的生命。